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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九十八章 公卿之问（7K大章！）（第2页）

相比只遗传了自己一半生物学信息的直系后代，人完全可以复制一个自己，然后把财产遗留给他。

可问题是，在那种时代，物质层面的延续变得过于简单时，精神层面的延续，将显得格外重要。

人体容易复制，人格却难以复制。

也许，相比把财产遗留给复制的自己，将来的人会更愿意让那些真正继承自己的精神追求的人去继承自己的大多数物质财产，哪怕，那些人在生物学上和自己相去甚远。”

“但是，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怎么去判别一个人的精神状态？这是比物质上的遗传更困难的事情了。

所以，至今为止，越是物质条件优渥的人，越是受教育程度高的人，越看重精神层面的继承，但最终，往往只能向物质层面的继承妥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妥协。”

“这是从个体的角度而言，无可厚非的客观事实。”

“然而我们现在谈的，需要考量的，显然不仅仅是个体的问题。”

“所谓国家的承重轴，显然是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所谓公卿，在他们大行其道的历史时代，他们就在承重轴中。

欧洲有句谚语，叫‘欲戴王冠，先承其重’，所谓权名利禄，意味着责任与担当。

不然，承重轴承不了重，整个建筑，分崩离析不过是迟早而已。

而在生产力决定了物质遗传继承的时代，担当过责任的先辈，和继承王冠的后代之间，精神层面的继承，却无法真正确保。

就像千年前苏洵的《六国论》里所说，‘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

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

’形似而神非，何谈长久的延续？个人沉浮如此，江山兴衰也如此。”

毕文谦看着薄书存，缓慢而郑重地点了点头，继续说道：“这是一个困境，不可能完美解决，特别是从个人诉求的角度出发。

而如果像我刚才说的，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去思考，那么这个问题，又是什么模样呢？”

“一个文明，一个国家，其兴衰，不会在乎一个具体的个体的境遇，但其上层建筑的建设和维护，总是需要具体的人来担当。

就以我们中国为例吧——从三皇五帝开始，中华文明不过是一些部落的联盟，我们除了知道他们活动的大致范围，其他具体的情况，即使是考古学家，了解也不太详细；到了夏商，虽然本质上没有完全脱离部落的格局，却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城市；而到了周朝，姬旦提出了根本性的典章制度，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政治思想，以宗法制度、分封制、嫡长子继承法还有井田制，把中华文明从部落时代彻底带入了封建城邦时代。”

“在这个时代，国野乡遂的政治对立，死徙无出乡，是鲜明的时代特征。

国人有权议政，更有从军掌握武装的权力；野人则是被奴役的农业生产者，没有政治权利。

而时代进入战国时，国野之分，就渐渐被废除了，郡县制度渐渐成为主流。

如果我们细看一下历史和地图，可以发现，整个周朝，城是国家的基础，国与国之间的侵伐割让，都是以城为单位。

而那个时代的城，和现在的城市，是不同的。

在城与城之间，存在着很多人类尚未开发的土地。

一个国家的实力，相比领土面积的多寡，城的数量以及人口的数量，才是关键。”

“而从古典军·国主义制度的秦汉开始，郡县制成了中国古代的长期的制度。

随着不断开垦新的土地，人类适居的区域越来越多，城与城之间，实际控制区渐渐广泛接壤了。

城郭之外的乡里，质变地增加了。

而在这段跨度很长的时代，有一个极为鲜明的时代特征——皇权不下县。”

“即使有了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中央的人事任命权，仍然只到县这一级，官吏虽然总在嘴上并提，实际上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乡村之民，往往有皇权的概念，有乡土的概念，却没有国家的概念。

所谓天高皇帝远，宗法制度下的族长的权威，往往更加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