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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吕夷简还是忽略了这些台谏官们为“忠、义”二字奋不顾身的勇气。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历朝历代从来都不乏这样一群人——他们最有骨气，又最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最无欲无求，又最喜欢把任何事情都上升到关乎“义”的高度；他们坚定地捍卫着自己人生处世的最后底线，视气节为生命，视功名如粪土，不趋炎附势，不奴言媚俗，在风云变幻的中国历史上，以其烈烈风骨，为“忠、孝、节、义”之信仰百折不挠、不惜生命，演出了一幕又一幕慷慨悲歌，筑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道漫长而流芳万世的悲壮风景，这就是华夏文化中所独有的“士”。
“士”，是华夏民族人生处世的道德结晶。
“士”，是人生一切丑恶、自私、贪欲、擢取、掠夺的鞭笞者！很难说“士”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的“义”，实际上是诠释了一种生命的悲哀，但在他们看来，这却恰恰就是生命的价值！
范仲淹，这位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名句的文人，无疑就是这样一位“士”。这位注定要和韩琦在未来大宋王朝历史上写出一段壮丽篇章的谏院右司谏，现在面对仁宗皇帝的废后诏书，终于为了他心中的“义”之所在，又一次挺身而出了。
宋代谏院，顾名思义就是专司规谏、讽喻皇帝和百官的机构，与御史台合称“台谏”。现在母仪天下的皇后说废就废，这样大的事情，起码应该听听台谏官员们的意见吧？而有司竟然拒不接受他们的奏章，如此的反常且不尽情理，台谏官们又岂肯善罢干休？于是，右司谏范仲淹；权御史中丞孔道辅；知谏院孙祖德等十余人群情汹汹，一起来到平日上朝的垂拱殿大门外，高呼：“皇后不当废！愿赐对以尽言！”强烈要求面见仁宗。
然而，垂拱殿大门紧闭，没有一个人出来理会这些慷慨激昂的官员们。御史中丞孔道辅愤然上前拍打着门上铜环，大呼皇后被废，有关国体，为什么不听听台谏的意见！？
也许是仁宗皇帝听到了外面的喧哗，要么就是对此早有准备，于是一道诏命传出，打发台谏官们去中书，一切事情都到那里去谈。
台谏官们和中书首辅吕夷简终于面对面交锋了。
孔道辅率先发难，愤然指责吕夷简：做臣子的奉侍皇帝皇后，就如同儿子奉事父母一样，父母不和，儿子理当劝解，怎么能顺着父亲的意思，把母亲赶出家门？！
如果此时首相吕夷简能找出一个恰当的理由向台谏官们解释，或者就直言相告，要以郭皇后误打仁宗一事，借机废除9年无子的皇后另做他求，以便早日为帝国育出储君，那么事情或许会有一个比较理想的结局，毕竟，国祚能否久长，嗣君为至要。再者，皇后殴打皇上，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这是历代朝堂千古未有之事，何况此时仁宗皇帝废后的诏书已经下达，天子金口玉言，重新收回成命已不可能。然而，不知吕夷简是想维护皇室尊严，不愿让皇帝家丑外扬？抑或是被范仲淹等人鸡一嘴、鸭一嘴逼的乱了方寸？权谋机变的吕夷简竟然把对仁宗说的汉光武也废过皇后的理由再次搬了出来，并声称：废后之事，历史上是有先例典故可循的。吕夷简似乎忘记了，这个理由用来对付软耳朵的宋仁宗还可以，但用来对付这些饱读史书、又颇有主见的士大夫们，却显得有些苍白。
果然，范仲淹立刻针锋相对、反唇相讥：“做臣子的应当引导皇帝学远古先贤尧、舜，岂能以汉、唐皇帝失德之事做榜样？吕公用汉光武皇帝也有废后之举来怂恿皇上，汉光武这是失德，何足仿效？！”
做为帝国颇具谋略、深谙用人之道的政治家，吕夷简对范仲淹这个人可谓是又气又恨、又爱又惧。
气的是，不管吕夷简对范仲淹如何欣赏，范仲淹总也不肯无原则地附合他，比如吕夷简对参知政事王随多有不满，便向范仲淹暗示：王随近来常和巫师交往，还有别的某件某件事，你都可以此来弹劾他。可范仲淹不软不硬，一句话给他顶了回来：我不知道这些事儿的详细情况，不敢按吕公教导行事。
恨的是，范仲淹如此精明一个人，怎么会对许多事情只凭着单一的主观意识去判断是非？笨到从不理会为政之道在于深谋远虑？更不理解自己诸多的苦心？
爱的是，范仲淹此人正直，堪称帝国忠贞无私之士。比如当初范仲淹上书反对仁宗皇帝为章献太后上寿，因此被贬出京，按说范仲淹从此应该对章献刘太后耿耿于怀，但哪知道章献刘太后死后，当朝中大臣对章献多有指责时，这个范仲淹却上书仁宗，说什么太后受遗先帝，调护陛下者十余年，宜掩其小过，以全后德。”而当仁宗准备遵章献遗诏，让“（杨）太后、皇帝同裁处军国大事”时，还是这个范仲淹，上书反对让扬太后垂帘。这样公正无私、不以个人感情为基准的人，世上能有几个？
惧的是范仲淹耿直敢言，批评任何人都是一针见血，不留半点情面。比如现在，范仲淹居然当着这么多台谏官员的面，毫不客气地批驳自己，丝毫不考虑他内阁首相的颜面。
台谏官员们在废郭皇后一事上咄咄逼人，吕夷简此时已经明白，无论他怎样解释，也是无法说服这些“卫道”的台谏官们，他实在无需再为此多费口舌。于是吕夷简略施小计：诸位在这里多说无益，还是等见到皇上，向皇上去据理力争吧。
有了吕首相这句话，台谏官们这场搅的中书不得安宁的争吵暂时平息，但他们却没想到，这其实是吕夷简的缓兵之计。
台谏官们沉浸在“卫道”的神圣激动里，相约明天和百官一起向仁宗皇帝当面廷争。但他们却不知道，吕夷简根本不会给台谏官们这个机会。范仲淹们一离开中书，吕夷简立刻面见仁宗，他只向仁宗说了一点：国家承平之际，台谏官却大闹宫禁，弄出一场伏阁请对的闹剧，这实在不是什么美事。
果然，软耳朵的宋仁宗立刻和吕夷简商议：釜底抽薪，擒贼擒王，将吵闹最凶的孔道辅、范仲淹两丫的逐出京去。
夜深了。帝国京城表面寂静的大内皇宫，正酝酿着一场釜底抽薪的变故。次日五鼓时分，当范仲淹、孔道辅等一干台谏官们胸怀壮志，雄纠纠、气昂昂来到待漏院，准备上朝后大干一场的时候，皇宫里却传出仁宗皇帝一道御敕：
着权御史中丞孔道辅，即日出知泰州；右司谏范仲淹出知睦州，其余知谏院孙祖德等，各罚铜20斤！
这道御敕下的太突然了。
依据朝廷惯例，凡罢免中丞，必须要出具告词，张榜宣示，现在却只下了一道敕书，孔道辅的权御史中丞和范仲淹的右司谏就没有了，这个突然的变故，实在是给了这些慷慨激昂的台谏官们一记大闷棍！而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内廷在这道解职敕书下达后，紧接着又是一道命令他们即刻出京的圣旨，并同时派来了押送他们出京的内侍，而且圣旨同时以严厉的口气宣布：从今以后，谏官和御史们提什么意见，必须单独写密折上奏，不准相互串联请见圣躬，引起中外惊骇！这实际上等于宣布，台谏官们不许再在皇后废立一事上说三道四。
一场即将来临的廷争，在吕夷简替仁宗皇帝举起的铁腕压制下消散了。或许宋仁宗和吕夷简自己也觉得这样做有些过份，因此，除了孔、范二人被赶出京城外，对其余参与此事的台谏官，包括愤然上书要求和孔、范一起贬官的人，宋仁宗都没有作更进一步处理。丫的你们这些小细胳膊，还能别过皇帝的大粗腿？
范仲淹第二次被贬出京城。围绕郭皇后废立引起的这场风波，也随着孔、范二人离京和郭皇后被废，渐渐归于平静。
而此时，另一位日后同样注定和韩琦、范仲淹一起成为帝国风云人物、现任签判河阳的富弼，却为此事上书仁宗皇帝替范仲淹说话，并对仁宗提出尖锐批评。富弼在奏折中说：皇后自居中宫以来，从未听说有过什么过失，陛下现在忽然将皇后废斥，朝野上下群议纷纷，这是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皇后从未有过的事情。陛下做为先皇子孙，不能向祖宗那样使内宫肃然，而生出废后之事，治家尚且如此不遵守祖训，那治理国家又将如何？范仲淹是朝廷谏官，向陛下极谏本来就是他的职责，陛下为什么要降罪给他呢？……
我们不想再为废后一事浪费更多的笔墨了。反正，明道二年这个干燥而又寒冷的冬天过去之后，似乎上苍有意要给仁宗皇帝添点堵心的事，任凭仁宗皇帝又是减尊号、又是将年号改成“景佑”，以希冀上天赐给帝国一个祥和年景，但持续连年的干旱在新的一年里，却仍然不见有丝毫缓解的迹象。而与此同时，帝国西北边境也出现了一个危险的信号：自正月以来，世居西北大漠、内附大宋帝国的西夏首领赵元昊，自号“嵬名吾祖”，屡次兴兵进犯宋境，烧杀抢掠，蚕食大宋地盘。
但仁宗皇帝对此却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只是下诏给并州布置司，让他们严加防范。
失去内宫主宰的帝国后宫，仿佛是要证实刘太后当年的担忧，先是仁宗宠爱的美人尚氏派内侍假称“教旨”，传命开封府免除某些人的市税；再是郭皇后被废之后，仁宗身边少了禁锢之人，尚、扬二美人夜夜侍寝，直把个仁宗皇帝弄的精神萎靡、茶饭不思。虽然扬太后几次劝仁宗疏远女色，但仁宗皇帝就是不听。
面对后宫出现的这一系列不正常现象，废掉郭皇后的始作俑者、帝国首相吕夷简不得不采取措施了，他必须尽快为赵家皇帝找到一个主持后宫的国母。
宋仁宗景佑元年八月，吕夷简不顾仁宗还在为刘太后服丧期内，以后宫不可虚位太久为由，上表请立皇后。而当初一力怂恿废后的内侍阎文应，眼见小皇帝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也吓的在仁宗耳边日夜唠叨，劝仁宗疏远尚、扬二美人。也许是阎文应的唠叨让仁宗皇帝不胜其烦；要么是仁宗皇帝自己也感到了力不从心，宋仁宗终于答应让尚、扬二美人离开。阎文应这次总算做了件好事，仁宗一发话，阎文应立刻用毡车载二美人出宫。尚、扬二人哭哭啼啼还不肯走，阎文应老大耳刮子批将过去：贱婢！还有什么好说的，快走！
次日，仁宗下诏：净妃郭氏出居于外；美人尚氏为道士，居洞真宫；扬氏别宅安置。长秋之位不可久虚，当求德门以正内治。
宋仁宗景佑元年九月，仁宗皇帝立开国名将曹彬孙女曹氏为皇后。也就是这个月，监左藏库的天子门生韩琦，调任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
我们还是无法否认韩琦这次调职和吕夷简没有关系，尽管这只是一种推测，但以吕夷简对韩琦的器重，他怎么可能让这位年青有为的官员在监左藏库的职位上一直干下去？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吕夷简和韩琦有着怎样一种关系——
当吕夷简不顾刘太后丧期未过，力劝仁宗立新皇后的做法再次受到朝野非议，范仲淹指责吕夷简“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的时候，吕夷简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任何人，而是将内心的委屈透露给了韩琦，他对韩琦说：这事外人是难以知道的，刘太后去世，官家（仁宗，宋代对皇帝的称呼）又正当盛年，郭皇后、尚、杨二美人相继被废，宫内嫔妃想靠色相诱惑皇帝的人不可胜数，官家几近被搅昏了头，不立皇后如何能阻止？
很难说吕夷简将自己内心想法告诉韩琦，不是想通过韩琦这个渠道，以达到有朝一日让范仲淹明白自己心迹的目的。韩、范这一帮人属意气相投之辈，吕夷简岂会不知道？关于韩琦和范仲淹的关系，在韩琦《祭文正范公文》里有着清楚的印证：“仆始立朝，接公尚疏，道同气合，千里相符。”韩琦说自己和范仲淹，在还没有直接交往的时候，就已经是道同气合了。
不管吕夷简有没有让韩琦将自己心思转知范仲淹这样的想法，反正，吕夷简深谋远虑的政治手段，韩琦是深深的理解了，多少年后，韩琦在谈起吕夷简的执政谋略时还感慨：吕公每做一件事，都有他不为人知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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