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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庆历新政最后的丧钟，是当初一心想要富国强兵的仁宗皇帝亲手敲响的。
宋仁宗庆历四年十一月，就在新政党羽苏舜钦等人被清除后不久，仁宗皇帝一道诏书，宣告了新政的彻底终结。仁宗皇帝在这道诏书中以少有的严励口气说：
朕昃食厉志，庶几治古，而承平之弊，浇竞相蒙，人务交游，家为激讦，更相附离，以沽声誉，至阴招贿赂，阳托荐贤。又：按察将命者，悉为苛刻，构织罪端，奏鞫纵横，以重多辟。至于属文之人，类亡体要，诋斥前圣，放肆异言，以讪上为能，以行怪为美。自今委中书、门下、御史台采察以闻！
仁宗皇帝这封措辞严励的诏书，斥责新政实施以来大臣们朋比为引，又对苏舜钦、王益柔辈的轻狂加以责难。但是，仁宗皇帝把新政实施派出按察使一事也给连带进来，进行如此严励的批评，实际上是对新政改革完全、彻底的予以了否定。
当然，天子是不会为改革失败承担半点责任的。
有错，大臣们担其责。
如果说仁宗皇帝的这道诏书，除上述意思之外还另有所指的话，那就不妨把它看作是对内阁新政大员硕果仅存的副相杜衍、枢密副使韩琦的警告。呵呵，今日的宋仁宗，和当初开天章阁时的宋仁宗，何其天壤之别也。
事实上，朝廷一旦实施新政，将会招来反对派的激烈反对，以及会受到别有用心之人的构陷，这一点早就在韩琦的意料之中，早在他上书《救弊八事奏》时就提醒过仁宗皇帝：“数事之举，谤必随之，愿委信辅臣，听其措置，虽有怨谤，断在不疑，则纲纪渐振，而太平可期”。然而，昔日之言犹响在耳，新政大员就在种种构陷下伤痕累累，现在仁宗皇帝又把提拔新生力量视作“朋党”而大张挞伐，其罪名之重仍然出乎了韩琦的预料。
本来，做为主管军事的枢密副使，韩琦更多精力是放在帝国西北和北方边陲的安危上，对朝廷推行的新政，除了有时提几点中肯的意见外，没有过多参与到具体事务当中。但是现在，仁宗皇帝对当初委任之切的新政大员，不分青红皂白以“朋党”诫之，并且意有所指，使忠诚为国之士蒙受不白之冤，韩琦便不能不站出来为他们说句公道话了。
宋仁宗庆历四年十二月，当仁宗皇帝南郊祭祀大典过后，韩琦向仁宗皇帝上了一封奏折《乞别白朋党奏》，为新政大员辩白：
臣切闻朝廷已经下诏书申诫朋党，臣知道陛下此举含有恢善治、劝薄俗的深意，臣有几点不全面的见解，提出来或许有助于圣上思考。纵观历史，自古迄今，朝中大臣就有忠贤的人；有奸邪的人；有一心为公的人；也有挟私之党，既然品性不同，自然各自就会聚到一块儿。那些忠正一心为公的人，提一份建议或者补一名官员，必会公开透明，坦荡从容，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一切都从公出发，这是政治达到清明、使国家兴旺的依赖，忠正的人自然会推荐忠正的人，不能说这就是朋党。而如果是奸邪和挟私之人，他们提一份建议或者补一名官员，必然会掩盖真相，颠到是非、混淆黑白，把对的说成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只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致使黑白不分，这些以此蒙蔽圣上的人才是真正在结朋党，只在于圣君明察秋毫，断然采取措施，如果有这样的朋党，还望陛下重加贬责，严惩不贷，以使忠心正直、一心为公的人能相互引进，奸邪和挟私之人则以党而退，这样自然朝廷清明，朋党也会不戒而息。但是，如果今天只下诏戒谕，而没有区分谁是谁非，臣恐怕天下缙绅自今而后，想提什么建议或者称赞哪个人忠心正直之前，都会再三思考：这样做会不会有朋党嫌疑啊？这样思来想去，想说的也就不再说了。即使有忠义的人不避嫌疑，提了一份建议、称赞了一个人，如果反对他的人向圣上进谗言，说这是在搞朋党，那么，好的建议也就无法采用，忠正的人也难以为用了。希望陛下仔细辨别，采取正确措施，那天下幸甚。
韩琦这道《乞别白朋党奏》，不可谓不深明大义；不可谓不鞭辟入理；不可谓不忠肝沥血。
但今天的韩琦还是过去的韩琦。
而今天的宋仁宗，却已经不是过去的宋仁宗了。
韩琦的这道《乞别白朋党奏》，注定只能是泥牛入海，渺无回音。
似乎是仁宗皇帝要给不长眼色、还在傻呼呼拚命“力抑侥幸”的杜衍一点颜色看看，宋仁宗庆历四年十二月南郊大典，仁宗皇帝再次加恩百官，并首开大宋王朝自立国以来从不封赐宗室子弟生母的先河，封赐了信安郡王允宁之子、左千牛卫大将军宗敏的生母。这是宋仁宗对新政“抑侥幸”具有挑战意味的公开背叛，也意味着帝国中央硕果仅存的新政大员杜衍、韩琦，在内阁中的地位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边缘。
做为杰出的政治家，韩琦不可能不从朝廷一系列人事变化中，看出新政大员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下场。
没有人知道，当孤忠梗直的韩琦面对大宋王朝波谲云诡的政坛、及仁宗皇帝翻手云、覆手雨时，是否从心底深处感到了透出的阵阵凉意？
曾几何时，仁宗皇帝对他和范仲淹、欧阳修、富弼等人是何等倚重？难道真的是昨日是者今已非，花开花落各有时吗？如今再回首；范仲淹走了，欧阳修走了，富弼走了；一批立志革故鼎新的志士们全都走了，只剩下他和杜衍身处二府举步维艰，真是身在高处，不胜其寒哪。
很难说，此时的韩琦没有象范仲淹、富弼那样，萌生激流勇退的念头。早在是年初，韩琦出任枢密副使之后，就委托颇精堪舆的僧人保聪和侄子公彦，在家乡相州（今河南安阳）重新划整了一块茔地，准备做为父母的万世归宿。其实这个心思，早从母亲胡氏亡故后就有了，而且一直萦绕在韩琦的心头。但韩琦先是没有能力顾及于此，后来又忙于西北边事而无暇顾及，这其间，韩琦的二哥、五哥及几个侄子又相继亡故；年前朝廷南郊大典后，仁宗皇帝加恩百官，韩琦因位居两府，又蒙恩追宠三代，于情于理，做为相州韩家还惟一在世的长者，他都应当给亡灵及故去的先人一个安稳的交待。因此，从庆历四年初，韩琦就开始为归葬事宜做准备。这一点，在韩琦于庆历四年为了请好友尹洙给父亲撰写墓志，写给尹洙的《叙先考令公遗事与尹龙图书》中写的非常明白：
今年在相州安阳新安村、距祖茔三十里的地方找到了一块好地，计划于明年二月奉父母以下韩氏去世亲人归葬故乡。孝子之心，必须求当世高才大笔撰写墓铭，以志不朽……去年秋，琦担任枢密副使，接着又逢朝廷南郊大礼，蒙朝廷恩典，得以追赠三代，永济（曾祖父）府君赠太子太保，夫人史氏（曾祖母）赠北海郡夫人，尚书（祖父）赠太子太傅，夫人李氏（祖母）赠赵郡太夫人。先君（父）赠太师，夫人罗氏（韩琦正母）赠仁寿郡太夫人……我思来想去，既有文才、对我又很了解的人，没有谁能超过师鲁（尹洙字），因此不远千里，派门人扬生奉书请铭……
当时韩琦预定的明年二月，即是庆历五年二月。现在，距定好的日期已经不远，正好借着奉先人及亡灵归葬之事，离开朝廷这个是非混淆的旋涡。于是，韩琦上书仁宗皇帝，请求辞去枢密副使一职，出知相州或者邻近相州的某个州郡，以便能“躲亲营护坟域”。
但仁宗皇帝没有接受韩琦的辞呈，并特降诏旨不允许，不过却批给了韩琦回乡营葬的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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