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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民族对巴勒斯坦发展的贡献
从扫罗王受膏登基到所罗门王死后王国分裂，统一王国前后经历三个王，共计97年。这一时期是以色列民族形成的重要时期，也是他们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更是他们对巴勒斯坦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时期。
第一，以色列统一王国是在巴勒斯坦这块古老土地上兴起的第一个王国。在三代国王的努力下，王国的管理机构不断完善，政权体制得以有效运转，成为古代西亚地区国家体制较为完备的奴隶制国家。大卫时代所创立的中央集权制体系到所罗门时代已较为完善，在加强中央政府权力和官僚政治的同时，对地方行政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设立了行省，任命了总督。与此同时，王国疆域不断扩展，其有效控制区域从扫罗时的迦南南部扩大到以色列全境，王国的影响也从红海地区延伸到幼发拉底河。到所罗门时代，王国的威慑作用和影响力又进一步加强，成为该地区一个小型帝国。
第二，王国都城耶路撒冷的创建，奠定了巴勒斯坦地区统一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扫罗因战事频繁，无暇顾及王国政治的发展，都城一直在故乡基比亚，这使他难以广泛团结以色列各部落，并导致了他死后南北部落的对抗和争斗，削弱了王国的实力和影响。
大卫登基后的最初七年，都城在希布伦。等王国形势好转，大卫便开始兴建新都城。他选择了雄踞战略要地、影响以色列全局的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十分简陋却又异常坚固的堡垒。大卫智取了被耶布斯人控制的这个城堡后，在四周建造了一道坚固的城墙，将耶和华上帝的约柜迎入城内。从此，耶路撒冷成为王国的政治中心和以色列民族的宗教圣地。
所罗门当政后，在城内修建了雄伟的圣殿和豪华的王宫，使耶路撒冷作为王国的都城，进一步促进了王国的政治发展和经济繁荣。
第三，联姻外交为统一王国创造了一个睦邻友好的政治环境。大凡一个英明的政治家，莫不是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外交家，以色列统一王国的大卫和所罗门就是这类具有双重才能的国王。大卫在连年征战的岁月中，不忘记在政治上利用联姻外交巩固和加强同其他民族和属地的关系，在他的妻妾中，就有卡尔迈勒的亚比该和耶斯列的亚希诺。
所罗门像大卫一样，积极开展联姻外交工作。他娶亚扪人拿玛为妻，拿玛的儿子就是后来的罗波安王。他与埃及法老的女儿联姻，并为她建造了一座特别的皇宫。通过这种姻亲关系，以色列占据了通往地中海的重要城市基色。
第四，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增强了王国的经济实力，扩大了王国的影响。大卫为了在建设新都和王宫时能利用腓尼基人的高超建筑技术，竭力加强与他们的交往。大卫与推罗王希兰建立了商业贸易关系，彼此也成了朋友。
所罗门更加重视与周边国家和民族的贸易关系，将它视为扩大王室金库收入，保证王国建设，丰富王室生活的重要手段。他采取多种措施:一是在以色列人聚居区设贸易网点，在首都耶路撒冷周围修筑驿馆，以方便外国的贸易使团；二是组建舰队和扩建港口，派遣船队远航，从事贸易和探险活动。所罗门的船队曾航行于红海和地中海，并驶往非洲和印度等地，从俄斐带回了金子、宝石、象牙、檀香木、猴子和孔雀。他们的探险活动曾远抵塔尔西斯。这些贸易和探险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换取以色列王国所需要的物品。例如，在与腓尼基人的贸易活动中，以色列提供小麦和橄榄油，以换取官方建筑所需要的木材、象牙、金子等建筑和装饰材料以及能工巧匠；三是利用贷款弥补财政不足。所罗门因大兴土木，耗资巨大，财政拮据，曾向推罗王希兰借了许多金子，最后以加利利的20个城镇抵销了这笔债务。
第五，统一王国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以色列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首都耶路撒冷的宏伟建筑以及一批商业和设防城市的出现，不仅繁荣了经济生活，也促进了以色列人与其他民族的交往。特别是在所罗门时代，以色列呈现出多种文化融合的异彩。独具魅力的圣殿是以色列人邀请腓尼基人的能工巧匠，吸收当时各国建筑艺术精华的杰作。《圣经》中的《箴言》，也是以色列统一王国时期的力作，其中部分内容由所罗门亲笔撰写。
总之，以色列统一王国在三代国王的苦心经营下，发展成为从幼发拉底河到埃及边界的重要国家，成为犹太文明的根基，为巴勒斯坦地区的社会发展和地中海东岸地区的繁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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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时的家园——巴勒斯坦
公元2世纪中期，犹太人开始大规模向外流散后，作为犹太民族宗教圣地和精神中心的巴勒斯坦，一直是流散地犹太人向往的地方。他们不仅与巴勒斯坦保持着宗教和经济上的联系，而且利用各种机会，克服重重困难，移居巴勒斯坦。
失去圣殿的犹太民族，就象心灵受到创伤的人，永远保持着对圣地的崇敬和依恋。犹太教在保持和强化圣殿在犹太人心中的神圣地位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犹太教教义认为，生活在以色列就等于遵守《托拉》的全部戒律。犹太人还十分推崇“葬回故土”的丧葬方式，其婚礼仪式也明文规定新郎必须面对耶路撒冷或圣殿方向站立。这一切充分说明犹太人对圣地的向往之情。
犹太教拉比不断强化圣殿在犹太人思想意识中的影响，要求犹太人记住圣殿被毁后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日期，规定犹太人继续交纳什一税。拉比们更注重用犹太教律法来规范犹太人的生活，竭力恢复巴勒斯坦在犹太人心中的重要地位。对流散地犹太人来说，宗教活动的最大祈望和主要内容是返回故土。他们每天在祈祷词中重复一句话:“吹响我们自由的伟大号角，高举起召集我们流亡者的大旗，我们要从各地聚集到我们的国土上。”许多表面上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也常常在祈祷中表达要收复上帝“应许之地”的心愿。
流散地犹太人不仅向往巴勒斯坦，并且在宗教、政治、经济等方面积极支持和援助继续留居在巴勒斯坦的犹太民族兄弟。这种历史现象源远流长，公元前6世纪“巴比伦囚虏”对复兴巴勒斯坦犹太民族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名垂史册。他们中的一批宗教领袖亲赴巴勒斯坦，为重建耶路撒冷而奋斗。犹大王国灭亡后，巴勒斯坦成为人烟稀少的荒凉之地。正是在巴比伦犹太人的帮助下，这块地方才逐渐恢复了生气。
公元2世纪犹太人大流散后，继续在宗教和文化上保持与巴勒斯坦的联系，促进了该地犹太人社团的发展。
公元3世纪，巴比伦著名犹太学者拉夫在苏拉建立了神学院，接受了巴勒斯坦大部分学术知识，甚至还引进了一些巴勒斯坦习俗。巴比伦的神学院与巴勒斯坦的圣经学院，虽然各自独立开展研究工作，但通过拉比互访，进行一定的思想交流。《塔木德》的完成应看作是巴比伦与巴勒斯坦犹太学者联手的结晶。《塔木德》主要是由《密西拿》和《革马拉》组成。《密西拿》是由巴勒斯坦犹太族长、犹太教公会议长犹大，哈·纳西领导编纂而成的。而《革马拉》则是由巴比伦拉比们用阿拉米文对《密西拿》的释义和补篇。《塔木德》的问世，是犹太人生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1000多年的流散中，一直指导着流散地犹太人的生活，维护了犹太人的民族和宗教特性。
在十字军征服巴勒斯坦后期，西提和阿克的犹太人社团与侨居埃及的迈蒙尼德的交往，是巴勒斯坦犹太学者与埃及犹太学者密切联系的一个突出事例。迈蒙尼德是12世纪首屈一指的犹太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出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以后定居在开罗附近的福斯塔特；他的巨著《密西拿托拉》和《迷途指南》，在犹太民族中和犹太哲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迈蒙尼德积极关心巴勒斯坦和全世界犹太人的利益。他与西提和阿克犹太人社团的学者和宗教领袖始终保持着联系，并就犹太教律法问题交换信函。
13世纪的纳迈尼德，是又一位关心巴勒斯坦犹太事业的西班牙犹太学者。他亲赴圣地，团结了许多来自东方遥远地区的学者，在耶路撒冷完成了《圣经》前五卷的评注，1270年死于阿克。
犹太人不会忘记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统治时，意大利犹太学者奥巴迪对支援耶路撒冷犹太社团作出的贡献。当时耶路撒冷犹太人的经济凋敝，赋税沉重，即使富人和社团学者也难以为生，犹太教社团领袖纳德汉·肖拉也不得不离开该城。奥巴迪分析了耶路撒冷的形势，对犹太教教义作了精辟评述，建立了耶路撒冷犹太教拉比法令体制，这一体制一直延续到奥斯曼帝国征服巴勒斯坦以后。奥巴迪还亲自主持犹太人的宗教葬礼。由于他的努力，耶路撒冷犹太社团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善。
奥斯曼帝国统治巴勒斯坦前半个世纪，萨费德的犹太人在欧洲犹太人帮助下，克服了由于奥斯曼帝国征服而带来的困难，建立了织布和染织业，使该地发展成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耶路撒冷的犹太学者成功地加强了自身的作用，还吸引了东方国家的一些犹太学者，使耶路撒冷重新获得精神中心的地位。
除了宗教、文化、精神上的联系和交流外，流散地的犹太人，在经济上全力支持自己的巴勒斯坦犹太兄弟。
10世纪时，出生于西班牙科尔多瓦的犹太人萨穆尔·伊本·纳格雷拉，是一位宫廷官吏、诗人和军事统帅。他被任命为格拉纳达哈里发宫廷的高官，后升为大臣，为格拉纳达公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贡献。他同时被委任为犹太社团领袖，不仅慷慨解囊为西班牙的犹太人创办教育和慈善事业，还大力地支援巴勒斯坦犹太人。他虽然喜欢西班牙，却一直梦想在犹太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国。
19世纪上半期，巴勒斯坦大部分犹太人居住在四个城镇:耶路撒冷、萨费德、太巴列和希布伦。他们在土耳其官员的沉重赋税压榨下难以为生，所以经常得到海外犹太人的资助。
19世纪最后时期到20世纪奥斯曼帝国灭亡前夕，巴勒斯坦犹太人的人数大为增加，1914年约为8．5万人。这时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移民，都靠国外犹太人募捐的基金维持生活，基金一年可达10万英磅。当地西欧犹太移民所获救济金，由犹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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