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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犹太哲学家——莱维纳斯
莱维纳斯1906年生于立陶宛一个犹太小资产阶级家庭。莱维纳斯十二岁时，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923年，全家迁居法国，莱维纳斯进入斯特拉斯堡大学哲学系学习，开始了他的哲学生涯。在斯特拉斯堡求学期间，最令他庆幸的是，他遇到四位对他一生具有重要影响的老师，他们是:查尔·布隆代尔、莫里斯·阿勒勃·瓦克斯、莫里斯·波拉狄纳和亨利·加尔特隆。莱维纳斯认为，这些可敬的老师是真正的人，“正是与这些老师的接触，向我揭示了那么多知识，向我揭示了智慧、正直的伟大道德，展现了法兰西大学教育特有的明晰与简洁”。在大学学习期间，他还对涂尔干的社会学、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产生极大兴趣。大学学习结束后，他已决心以哲学为生。
只是在接触了胡塞尔现象学之后，莱维纳斯才真正发现以哲学为生、而又能不陷于教条体系的意义。在斯特拉斯堡，他与同学佩伊费共同翻译了胡塞尔的《笛卡儿沉思》一书，这是胡塞尔在巴黎现象学讲座的讲课稿。为准备高等学业论文，佩伊费还向他推荐过《逻辑研究》一书，他认真而又耐心地研读这部艰深难懂的著作，逐渐发现、领会了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要精神，为之沉迷。1928年，他赴德国弗莱堡，直接从师胡塞尔，当时胡塞尔讲授的课程主要有“现象学心理学”“主体间性的构成”等。
如果说，胡塞尔是莱维纳斯有意寻找的思想导师，那么，在弗莱堡，海德格尔是他有幸碰到的。那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已经发表，这部巨著对莱维纳斯的启迪与影响是长久、深远的。多少年之后谈到这本书时，他仍然会流露出难以尽述的欣赏与倾慕。他认为，《存在与时间》是可以与柏拉图的《斐多篇》、康德（i.kant）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等相媲美的盖世佳作。海德格尔思想的产生是二十世纪的重大事件，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不能不吸收海德格尔的思想。莱维纳斯曾经回忆那个时期海德格尔使他着迷的情况:“海德格尔确实使我着迷。那时，如要下午听他的课，我必须上午就得占位置。那真是《存在与时间》的时代。那时人们绝对不会想到几年以后他会采取那样可悲的政治立场。由于海德格尔，我参加了他与《启蒙哲学》的作者卡西尔的会谈。这次会谈确实是一个思想高峰。我还记得海德格尔身穿登山服，卡西尔穿着比较传统，但却给人以特殊的印象。我记得他那一头白发显得异常高贵。卡西尔在谈话中对海德格尔的‘在世的存在’做了许多比喻，海德格尔讲了很多有关康德的评论，我为卡西尔的勇气，也同样为海德格尔的从容、镇静而深深震动。”
莱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崇敬一直保持至今。但是，海德格尔1933年与纳粹的合作却是莱维纳斯不能忘记的一页黑暗历史。承认我对海德格尔的仰慕，常常使我感到羞愧。我们都知道海德格尔1933年的事情，即使那一段时间很短，即使他的许多有地位的学生都忘记了这段历史。而于我，那是不能忘记的。那时，人做什么都行，就是不能当希特勒分子……人们可以原谅许多德国人，但有的德国人却很难让人原谅。海德格尔就难以让人原谅。对海德格尔的这一段经历，莱维纳斯态度始终明确，只不过比起让凯勒维奇对海德格尔持彻底否定态度的学者们，他还是不放弃对海德格尔学术成就的肯定，也不愿意否定海德格尔的理论天才及海德格尔在哲学思想形成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1930年，莱维纳斯回到法国，加入法国籍。从1923年踏上法兰西土地的时候，他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具有悠久优秀文化传统、能够容纳各方异族来客的国家。他说:“她（法兰西）使人发现这样一个民族，人们可以凭藉精神和心灵——犹如凭藉种族——完全属于她。”这种热爱伴随着他走上漫长、艰苦而又独树一帜的哲学研究道路。这一年，莱维纳斯年仅二十四岁，发表了在法国现象学思潮发展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一书。这部著作是献给他导师的礼物。莱维纳斯始终如一忠实于胡塞尔现象学严格的科学方法，并把它作为自己的思维方法。1932年，莱维纳斯又发表了法国第一篇研究海德格尔的文章:《马丁·海德格尔和本体论》。这篇文章刊登在《法国和外国哲学研究杂志》上。这篇文章后来经过莱维纳斯的修改、整理而汇集成《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一起发现实存》一书，于1949年发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莱维纳斯以俄、德文翻译身份应征入伍。1940年，他在汉纳被捕。几个月拘留之后，被遣往德国。由于穿着法军军服，受惠于日内瓦优待俘虏的条约，他免于死亡，被送往集中营服苦役，在森林里做苦工。但在这期间，他在繁重地劳动之余，仍然阅读了大量书籍，并且构思《从实存到实存者》一书的写作。莱维纳斯在集中营度过了整整五年时光。他的妻子留在法国，经过多人帮助才得以平安度过战争年代，而他留在立陶宛的亲人们则惨遭纳粹杀害，几乎无一幸免。战争带来的这一切，莱维纳斯永远难忘。他是在1945年回到巴黎的。
战争后期及战后期间，是存在主义的时代:沙特周围有西蒙·德·波娃，梅洛·庞蒂等，在德国的囚禁使莱维纳斯没有涉足这个圈子，也没有机会在沙特的《存在与虚无》发表之时阅读这部法国存在主义运动时期最重要的代表巨著。也只是在战后，他才重新发表著作。1947年，他发表了《从实存到实存者》，在书的卷首，他以极其平静的口气解释了他与巴黎知识界的隔疏:在此收集的论文都始于战前，大部分都是在集中营里断续写成的。在此所以提到集中营，并非为了保证这些论文的研究深度，也不是为了获得宽容的权利，而是对本书之所以没有提及1940年到1945年间发表的那么多精彩哲学著作的原因做了解释。
莱维纳斯与沙特的关系，这里还想再说几句。莱维纳斯早在战前就在有神论存在主义哲学家马塞尔家中见过沙特。后来在耶路撒冷大学授予沙特名誉博士称号大会上会过面。最后是在沙特逝世前不久，莱维纳斯去过沙特的住所，谈论一篇即将在《现代》（lestempsmodernes）杂志发表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文章。莱维纳斯对沙特始终怀有敬意，欣赏他的天才，他的活力，他的深刻思想和参与的勇气。不过，这两位哲学家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沙特是介入的哲学家，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而莱维纳斯相比之下应该说是位纯粹的学者。不妨提及一件有趣的小事:1964年，沙特被授予诺贝尔奖，但他拒绝了。莱维纳斯这时写了一封信给沙特，信中说由于沙特拒绝接受诺贝尔奖，就可能成为唯一有权利去埃及说服纳赛尔与以色列和解的人，他说:“您是唯一能使纳赛尔听从的人。”但是，有人告诉他，沙特在接到他的信之后，竟然问:“这个莱维纳斯，他是谁？”其实，据沙特的亲密伴侣在《年华的力量》中所记，沙特是通过在圣·米歇尔大街上的书店里，发现了莱维纳斯的《胡塞尔现象学中的直观理论》一书，从而接触现象学的。当时，他一边翻着书一边说:“这都是我曾经想说的，可胡塞尔已经说过了。”
确实，莱维纳斯在战后与涌向历史与政治的风潮保持距离。他是书斋里的哲学家:默然无声，远离喧哗，埋头著书，精雕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与巴黎知识分子圈是隔绝的，只留一只脚在里面，却几乎没有什么来往。五十年代初期，对莱维纳斯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是他与苏沙尼的结识。战后，他任巴黎东方以色列师范学校的校长、哲学教授。他的挚友纳尔松教授向他介绍了苏沙尼这个外表古怪、衣衫破烂、踟躅巴黎街头的天才犹太学者。苏沙尼是个异乎寻常的人物，谁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更不知道他的去向。这个犹太修士却有着非凡的才学:他通晓三十多种语言——古代的和现代的——其中包括印度语和匈牙利语。他的法语极其纯正，英语无懈可击，甚至能用希伯来语一字不差的背诵犹太人研究《旧约》所依据的经典著作《佐哈》，而且他对现代物理学、数学都有极高的造诣。莱维纳斯与他交往有二三年之久。莱维纳斯为他在自己的住所里保留了一个房间，苏沙尼每周来一二次。突然有一天，他说了声“再见”，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人说他后来死在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可能他是在那里教授核物理学。与苏沙尼的接触，使莱维纳斯深深为犹太教精神所吸引，极大的影响了莱维纳斯以后的哲学研究。
1980年，莱维纳斯曾说过:从德国集中营回到巴黎后，我认识了一位犹太传统文化研究巨匠。他并不把与经典著作的关系当作慈悲或建树的简单关系，而是把它当作严格知识的方向。我要说出他的名字:他就是苏沙尼。我今天发表的所有关于《塔木德》的研究成果，都多亏了他。这个外表像流浪汉的人，我要把他排在诸如胡塞尔或海德格尔那样的大学者之列。
与这位奇特学者的交往和学习，使莱维纳斯在几年之后就成为法国《塔木德》最优秀的研究者之一。只不过，他是以自己的方式接受犹太教精神的，他把这种精神融合在自己的思想之中:“我感兴趣的，是把《塔木德》涉及的各种问题放在哲学前景中考虑。”
另一位德国犹太学者罗赞兹维格对莱维纳斯也产生过重要的影响。罗赞兹维格幼年接受过希伯来文化教育，但由于生长于欧洲，很早就被欧洲基督教文化所同化。他曾经攻读过医学、历史和哲学。他的许多亲友都信仰基督教，他也长久怀有此心。在决心与犹太教决裂之前，他来到柏林的一座犹太教堂，准备做最后的告别。而就在此时，他突然意识到了犹太教的深刻存在，又决心不再改宗教信仰。他要借助基督教道路继续他的犹太教信仰。他把自己宗教追求的复杂经历与体验写成堪称犹太思想史的独特巨著《拯救之星》。这部书首先吸引莱维纳斯的是它对黑格尔的整体性和作为内在暴力的国家概念的批判，这些深刻批判也来自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和生与死的体验。这部著作向基督教接近的倾向也影响了莱维纳斯，他认为罗赞兹维格展现的是一种现代犹太教:真理从本质上讲（完全不是由于历史变故）只以两种形式表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形式，二者不可互相取代，也不可互相依靠；但是，它们又是互相不可缺少的，而且绝没有优劣之分。罗赞兹维格认为:犹太人身在天主旁边的时候，而世界还没有；但基督教的形式是为那些没有在天主旁边而想通过世界趋近天主的人。耶酥的形象趋向上帝，召唤着世上的一切人；而在犹太教中，这种趋向已经实现，但却不是对所有的人。莱维纳斯认为罗赞兹维格是在宗教历史上第一次指出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的真理是可能在互不相合的情况下互相理解的人:有我们，也有其他人。基督教与犹太教可以调和，但不是综合，而是一种共生，平行同在，人类会因为这种共生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正是受到这种倾向的影响，莱维纳斯始终坚持这样的思想:对基督教接近的标志在于这样的纯净的运动，进行这种运动的人超越了任何意欲，对于不属于他信仰的历史与遭遇的过程不做任何损伤与判断，而只是对之进行阐释。在莱维纳斯看来，罗赞兹维格要重新复活、重新思考犹太教，他提出的问题属于普遍世界。
五十年代以后，莱维纳斯对犹太教的研究以及与苏沙尼、罗赞兹维格等犹太学者的接触，使他的哲学研究日益深入，范围也愈加广泛。1961年，莱维纳斯发表了《整体与无限》（totaliteetinfini），副标题是“论外在性”，1963年发表了《困难的自由》（difficileliberte），副标题是“论犹太教（essaisurlejudasme)，1968年又发表了《塔木德研究论文四篇》（qutrelecturestalmudiques）。在此期间，莱维纳斯1964年始任波蒂埃大学哲学教授，1967年回到巴黎，任巴黎第八大学哲学教授。
的确，莱维纳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致力于著书立说，与外界绝少交往。在他的著作中没有涉及诸如阿尔及利亚战争或越南战争等重大事件。他与形形色色地动荡、激烈的历史事件总是相隔有距，他以一种智者的立场进行观察、思考。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他的著作总体中了解他对社会、政治问题的一贯观点。
比如，在“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的思想统治知识界的时候，莱维纳斯在激烈的辩论中从没有与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直接交锋，但他的著作实实在在地表明:实际情况与这个论断恰恰相反。他在后来的谈话中不止一次谈到他对马克思主义中所说的对他人的重视表示欣赏，但他对反压迫运动中表现出的暴力，对共产主义的仁慈中包含的专制基础是持否定态度的，认为是难以原谅的。
这一贯的态度也体现了他在六十年代末发生的震惊法国直至欧洲的“五月风暴”中所持的立场上。对于“五月风暴”，莱维纳斯当时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评论，人们所知道的是，这位巴黎农泰尔大学的教授对这次风潮持有一种明显的保留态度:他在学潮期间，每天夹着皮包准时走进空空的教室，然后再夹着皮包离开。他极其反感的看到了他的亲密同事、好友，那么善良、友好地对待学生运动的哲学系主任保尔·李克尔竟当众被自己的学生嘲笑、侮辱，这令他难以忍受。他还提到过另一个令他反感的场面，“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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