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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流亡的革命家——托洛茨基
1932年2月20日，苏联政府宣布剥夺一个犹太人的苏联公民权，取消他的苏联国籍。根据这一通令，他的妻子、儿子和女儿的苏联公民权也被剥夺。于是，这一家人开始了流浪，从土耳其、西欧到墨西哥，生活动荡不安，时时处于被袭击、杀害的处境中。他就是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担任过苏维埃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
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1879年10月26日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原是一个小农，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善于理财治家，很快便成为富农。母亲是一个受过文化教育的城市姑娘，喜欢阅读书籍。
托洛茨基7岁开始上学，中学时喜欢写作，羡慕作家、编辑和新闻记者的职业，对戏剧也很感兴趣，学习成绩优良，但却不能很好地与老师、同学和睦相处。托洛茨基的这种爱好和性格对他以后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896年，17岁的托洛茨基开始接触秘密性的政治读物，参加工人活动。在列宁创建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影响下，托洛茨基建立了以青年为主体的“南俄工人同盟”，为同盟起草章程，制定了社会民主主义的路线。托洛茨基的政治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1898年1月，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西伯利亚。流放期间，对农村与社会问题做了调查研究，并发表了很多文艺评论。他经常同无政府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争论，对其理论持否定态度。他参加了西伯利亚社会民主党的活动。用托洛茨基自己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无疑成了我的哲学基础。”
1902年秋，托洛茨基逃离西伯利亚。在列宁领导的《火星报》的影响下，他正式参加火星派组织，做一些联络工作。尔后，列宁要求他立即出国工作。托洛茨基经维也纳、苏黎世、巴黎来到伦敦。这次西欧之行，使他有机会结识侨居西欧的俄国著名人物，大大提高了他的政治知名度。在伦敦，列宁与夫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初次见面，托洛茨基给列宁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认为他是“一个年轻的、很有干劲和能力的同志”。托洛茨基对列宁也非常尊重和崇敬，认为列宁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政治家。
托洛茨基开始为《火星报》写些小短文，后来写些政治性文章和社论。他的文章文体华丽，带有杂文腔，不愿接受别人的修改。后来，《火星报》编辑部决定让他在西欧的一些大城市公开露面，发表演讲，进行鼓动宣传。
鉴于托洛茨基在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才能，《火星报》决定派他回国从事地下活动。他不愿回国，列宁便决定让他参加编委会工作。年轻的托洛茨基感到了列宁对他寄予的厚望。
1903年春，《火星报》从伦敦迁往日内瓦。托洛茨基的思想和观点逐渐发生变化，由一名激进的火星派分子变为温和的调和派，在很多问题上持折中主义的立场。托洛茨基的思想之所以产生变化并持续很长时间，一是因为他年轻，有革命热情，而缺乏实际政治斗争经验；二是因为深受马尔托夫等人的影响，在观点上与他们日益接近，后来托洛茨基参加了孟什维克，成为其核心成员；三是因为他此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深厚，对革命的理解是抽象的，特别是没有完全理解列宁的集中制思想在革命中的作用。因此，在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支持了以马尔托夫为代表的“温和的”火星派。认为只有工人阶级占居民多数时，无产阶级政治统治才有可能，否认农民同盟军的作用。他反对政党应有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认为每个罢工的工人都可以宣布自己是党员，只要统一在“一定的政治口号”下就行了，后来，托洛茨基发表小册子，认为列宁的“立场是没有出路的”。
1905年革命爆发后，托洛茨基回到彼得堡。开始，他不愿同布尔什维克积极合作，便参与孟什维克的报纸编辑工作，后主编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机关报。由于托洛茨基的政治影响和杰出的政治活动才能，他很快当选为彼得堡苏维埃主席，领导了彼得堡11月工人总罢工。托洛茨基的当选及其活动，使他在国内赢得了很高的政治声望。虽然托洛茨基等人未能使总罢工转变为武装起义，但不能因此否定他的革命态度和功绩。
1907年，托洛茨基被第二次流放西伯利亚。一月，他逃回彼得堡，与妻子一起移居芬兰，受到列宁的关怀和照顾。为了宣传自己的观点，1908年10月，托洛茨基创办了《真理报》，试图把他办成“工人的报纸”，继续坚持中派立场，鼓吹调和。1910年，托洛茨基在“非派别性”的口号下，组织了一个维也纳俱乐部，要求各派互相合作。为此列宁批评他试图取代中央委员会。之后，托洛茨基又组织召开伯尔尼会议，建立“八月联盟”，再次试图把各派联合起来，结果未能成功。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就如何看待战争的问题，托洛茨基提出了“不败不胜”的口号，认为交战国一方胜利，必须导致对方失败，胜利者会加强国家权力，对革命来说是不利的。因此，不能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于沙皇在军事上的失败。认为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本国政府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失败”的理论是一种政治投机。托洛茨基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错误地理解了列宁的辩证理论。
1915年9月，由国际社会党人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通过了由托洛茨基起草的大会宣言。他标志着托洛茨基在国际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声望和影响。托洛茨基认为，在这次会议上，他对所有重大问题的看法基本上和列宁是相近的。实际上列宁并不全部同意宣言的内容。
会后，由于托洛茨基的活动引起了法国当局的注意，他主办的报纸被迫停刊，他也被驱逐到西班牙。同年，离开西班牙来到美国。托洛茨基认为自己是作为“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被驱逐的。在这一段时间里，虽然托洛茨基持“中派立场”，组织上长期与布尔什维克处于不和状态，在观点上与列宁有重大分歧，但他作为一个革命者从事的政治活动，还是应该肯定的。
二月革命爆发后，托洛茨基立即回国，由于他的政治威望很高，因此很快被选为苏维埃的领导人。1917年5月，托洛茨基加入了左派组织“区联派”，成为该组织的重要成员。此时的托洛茨基已脱离孟什维克，提出“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赞成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并表示愿意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于是，经列宁提议，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区联派同意派代表参加布尔什维克代表大会，成立组织局，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托洛茨基的这次行为，壮大了革命力量，为党输送一批重要领导人物，也奠定了托洛茨基在党内的政治领袖地位。在随后举行的中央委员选举中，所得票数列第三位，说明他在党内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利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身份，为十月革命武装起义作了大量准备工作，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他建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担负了十月革命的军事组织和指挥工作。托洛茨基指挥了整个起义，是实际上的军事总指挥。对于十月革命的胜利，托洛茨基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复杂的政治斗争面前，托洛茨基在重大问题上是支持列宁的。在以列宁为首的政府中，托洛茨基担任外交委员，主管外交工作，对敌视新政府的国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在“铁总执委”以罢工相威胁，要求以联合政府取代新政府时，党内一些重要领导人采取妥协态度，欲把列宁排除在外，在此关键时刻，托洛茨基和受他影响的一些重要领导人支持列宁，保住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关于是否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尽管他本人不同意列宁的主张，但最后表决时，他还是投了弃权票，使列宁获得了稳定的多数，实现了不惜代价与德国签订和约的主张。
1918年3月，托洛茨基担任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担负起红军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他设立了新的军区指挥体制，吸收了一些旧专家参加军队工作，在部队实行政治委员制。当外国干涉时，托洛茨基又亲临东部前线指挥战斗，采取严厉措施，下令枪毙了一名想逃跑的团长和一名政委，对整顿军纪、鼓舞士气、重振军威起了重要作用。
托洛茨基在新政权的建设和军队领导工作中作出重要贡献，但其所犯错误，也是严重的。在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托洛茨基坚持自己的“不战不和”的主张，没有按照列宁的指示签订和约，造成了重大损失。在军事领导工作中，轻视政治委员会的权利，以老爷式的行政命令对待下属，重用旧专家，对他们缺乏警惕性等，结果引起了很多军队领导人的不满，最后使他们结成了“军事反对派”。内战结束后，托洛茨基就工会问题挑起与列宁的激烈争论，试图以军事方法组织生产，把工会变成国家行政机关。这次争论对托洛茨基的政治地位生产了很大的影响。
1922年3月，斯大林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兼管中央组织局工作，这使本来就与斯大林有矛盾的托洛茨基的政治作用越来越小。重大事项都是由斯大林、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决定。列宁病情转好后，准备更多地发挥托洛茨基的作用，把很多重要问题委托他处理，并建议任命他但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托洛茨基拒绝了。他认为这一职务是有职无权，处处受到斯大林的限制。在列宁晚年，托洛茨基得到了列宁的信任，在很多问题上观点是一致的。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由于托洛茨基正在高加索疗养，他未能赶回参加列宁的葬礼，这是一个重大的失策。在托洛茨基缺席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推选出两个重要职务的继任人，因此托洛茨基落选。不仅如此，中央政府还对他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进行调查，结果是“不能令人满意”。
在党的十三次代表大会上，宣读了列宁的《遗嘱》。列宁认为，党面临着分裂的危险，这种危险主要来自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认为他们二人是“中央两位卓越领袖”。托洛茨基不仅具有卓越才能，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里最能干的人，但他过于自负，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托洛茨基认为，列宁本意是让他做列宁的接班人，接任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从列宁生前曾提议他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并在《遗嘱》中把他与斯大林并列第一位来看，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为了纪念列宁的逝世，托洛茨基发表了《十月的教训》一文，对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以前所犯错误提出批评，并影射斯大林也有错误，结果遭到其他人的反击。1925年1月，斯大林采用清除政策，解除了托洛茨基的军事职务，保留了党内职务。
随着托洛茨基的失势，季诺维也夫等人便把斗争矛头指向斯大林，形成了新反对派。由于新反对派斗争失败，其成员不是被解职，便是被贬职，力量大大削弱。于是，新反对派便与托洛茨基反对派联合起来，在各地进行一些公开或秘密的派别活动。特别是托洛茨基的同情者在美国公开发表了列宁的《遗嘱》，激怒了斯大林。于是，1926年10月，托洛茨基被解除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此后，反对派又发表了《反对派政纲》，批评中央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并在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之际，组织示威和游行。于是，1927年11月，中央决定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
由于托洛茨基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经布哈林提议，托洛茨基被遣送到阿拉木图。由于他继续从事政治活动，斯大林不顾一些人的反对，决定把他驱逐出境。1919年2月，托洛茨基被驱逐到土耳其。1932年2月，苏联政府宣布，剥夺他的公民权。
托洛茨基被驱逐出境后，便着手组建第四国际，并把它看成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甚至认为比参加十月革命更为重要。托洛茨基原是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之一，对各国共产党有广泛的影响。经过几年的准备，1938年，在巴黎成立了第四国际。托洛茨基在未出席会议的情况下被选为秘密名誉书记。会议通过了由托洛茨基主持起草的“过渡纲领”。试图以此纲领取代第三国际的最高纲领。托洛茨基的活动，对他的政治处境越来越不利。
1933年，托洛茨基来到法国，后来又到挪威。由于1936年的莫斯科大审判，他被缺席判处死刑，挪威当局不愿因此而影响与苏联的关系，他又被迫离开挪威来到流浪生活的最后一站——墨西哥。在这里，他继续开展第四国际活动和写作。1938年，苏联对托洛茨基分子进行审判，他被指控暗杀基洛夫，试图谋杀斯大林等，这些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1940年5月，托洛茨基的住宅遭到武装袭击，同年8月20日，一位名叫拉蒙·梅尔卡德的西班牙人借口要托洛茨基修改文章进入他的办公室，乘其不备，用藏在雨衣里的小斧头猛击他的头部，因伤势过重，于第二天在医院去世，终年60岁。托洛茨基在弥留之际，认为自己是“死于政治谋杀”。至于托洛茨基的被害是否与苏联当局有关，则有待进一步研究。
托洛茨基被害前，已经意识到自己有生命危险，便提前写下了遗书。他写道:“在那有意识生活的43年中，我始终是一个革命家，其中42年我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进行战斗的。如果我必须一切从头做起的话，当然我将力图避免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但是我生活的主要道路是不会变的。我要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不可调和的无神论者而死亡。今天，我对于人类共产主义前途的信念，与青年时代相比，不是淡薄了，实际上是更加坚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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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奥地利著名精神病学家，他创立了一套治疗神经症的方法和理论，成为当代医学模式的先驱。他开辟了潜意识心理学研究的新领域，开创了动力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的研究，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主义的缔造者。有人认为，弗洛伊德是犹太民族三位伟人之一。
1856年5月6日，奥地利的摩拉给亚的一个小城镇——弗赖堡的一个犹太籍商人家里诞生了一名健壮的黑发男孩，他就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父亲名叫雅格布·弗洛伊德，在距维也纳150英里的弗赖堡从事羊毛纺织品的商业活动。弗洛伊德的母亲玛丽娅·内森逊是雅格布的第二个妻子，比丈夫年轻20岁。弗洛伊德是父亲第二个家庭里的最大孩子。他有两个异母哥哥、两个同胞弟弟和五个妹妹。1859年全家迁往莱比锡，1860年又搬到维也纳，当时弗洛伊德4岁，他一直在这里生活了近80个春秋。
弗洛伊德始终热爱和尊敬他的母亲，直至他95岁高龄去世。弗洛伊德说，母亲在同儿子的关系中总是给予无限的满足；这是最完全、最彻底地摆脱了人类的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的一种关系。有的研究者指出，弗洛伊德在他的回忆中把母亲过于理想化的倾向，正作为以后提出俄狄浦斯情结这一发现的基础，也是弗洛伊德人格结构形成的动力。
父母从小就注意培养儿子具有犹太人的自强不息反抗到底的民族精神。母亲在家里只讲犹太人所讲的“依他语”，而不是她家乡的高地德语，这给弗洛伊德从小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入学前，弗洛伊德主要由父亲进行教育，父亲把研究犹太教法典《塔木德》获得的知识和自己的生活经验传授给他。
弗洛伊德在《自传》中自豪地写道:“我的父母是犹太人，我自己至今仍然是个犹太人。”他说，“我经常感受到自己已经继承了我们的先辈为保卫他们的神殿所必须具有的那种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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