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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第4页）

但很快，形势便急转直下，十月，监察御史吕思诚等19人弹劾中书平章彻里帖木儿变乱朝政，而彻里帖木儿在权臣伯颜的支持下，视事如故，台臣却多被迫辞职。

由于台臣多由科举人仕，对权臣的为所欲为多有牵制，早已成为伯颜的政治敌手和擅权的最大障碍，自然也为他所嫉恨。

而今伯颜的同党又为御史所劾，自然迁怒于科举，所谓“彻里帖木儿挟私憾，奏罢进士科”

，实则不过是秉承伯颜的意志行事罢了。

废罢科举也就成了他打击政敌的一种手段。

他既希望利用废罢科举打击儒臣，也想以此换取反对科举诸社会势力的好感，于是科举首当其冲，成了元朝后期社会各政治派别斗争的牺牲品。

在废科诏书草就而未用玺印之际，参知政事、知经筵事许有壬向伯颜力争，却终不能挽回。

十一月，废科诏书下。

但是，儒臣为保卫科举也可算不遗余力。

罢科举的诏书颁下仅三个月，该年闰十二月，御吏台再以指斥武宗和取内侄女为己女冒领珠袍事弹劾彻里帖木儿，彻里帖木儿被流放于安南。

于是他们又开始为恢复科举奔走呼吁了。

其不知彻里帖木儿的去留对科举并无决定性影响，伯颜不去，科举实不可能恢复。

因此，直至脱脱配合顺帝除去伯颜后，科举才得以重新进行。

元朝科举虽取人有限，却依然是广大士人阶层的希望和利益所在，废科之举激起了士人普遍不满，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给元政权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反对科举的政治势力也没有从中得到更多好处。

伯颜试图以废科举排斥打击政敌的结是加速了自己的垮台。

至元六年（1340）初，伯颜被贬死。

年底，顺帝下诏恢复斗举。

至正元年（1341），科举再兴。

有元一代，共开科试十六次。

由科举人仕者，包括国子监应贡会试中选者共计一千二百名。

占仕途总数的百分之四点三。

“这个比率，大致上只相当于唐代和北宋的十分之一。”

同时，曲科举入仕者，只许有壬一人得进相位。

“复科后五十四年间，可以确定是以科举进身的参相者有九人。

把他们各自人相的年数相加，一共只有二十七个年头，占同时期中参相官员各自在职年数总和的3％强。

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进士中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的约二十多人，做到行省宰臣及路总管的也不过二三十人，在同级官僚总人数中的比率自然都低得惊人。”

因此，进士出身的官员，无论就数量还是就地位而言，在官僚队伍中，都处于绝对的劣势。

“对有元一代宿卫出职皆居当道要津、品官来源多自掾吏人流的用人格局，基本上没有什么触动。”

故时人认为“元有科目，名有而实不副”

。

但是，有限的科举取士对元朝乃至后世依然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国传统的封建国家法制，实际上是儒家意识形态的制度化。”

“以儒家学说为标准考试取士虽然有各种弊端，但从根本上说，它在意识形态方面保证了入选官僚在素质上与其所维护的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这种一致性不仅意味着国家在保障地主对农民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方面的责能，而且意味着它作为各对立阶级之间的调节器，必须用儒家思想来约束统治阶级自身的过度行为，以便在某种程度上减缓统治阶级的腐化速度以及对抗性矛盾不可避免的激化趋势。

封建国家机器能否最大限度地发挥这种调节作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取决于掌握这个机器的官僚的素质”

。

元代科举被限制在最低限度内，官僚队伍中涌入大量“缺乏正统儒家思想熏习教冶的胥吏令史”

，“损害了官僚素质与封建法度之间的内在和谐，破坏了封建国家机器所具有的某种调节作用，结果，既加速了吏治的腐败，也加剧了整个社会状况的恶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