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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70 首辅大人的难言之隐（第5页）

如此严格的海禁，绝非防控海盗和危险分子所能解释的。

为什么一代雄主朱棣一方面大规模下西洋，另一方面却如此严格地实行海禁呢？莫非下西洋真的只是赔本赚吆喝么？

让我们来看几条记录。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

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

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矣裕。”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

府藏虚竭。”

宣德时工部尚书黄福亦曾说：“永乐间，虽营建北京，南讨交趾，北征沙漠，资用未尝乏。

比国无大费，而岁用仅给。

即不幸有水旱，征调将何以济？”

从以上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即便下西洋本身，有一定的赏赐诸国，以求朝贡的目的。

但是当诸国前来朝贡时，顺带进行的贸易无疑是互惠互利的。

进行海禁，压制限止私人海贸，是为了将海贸官营化，收取其利，与汉代的盐铁官营一个性质。

宋元两朝海贸极为发达，但由于私人海商往往漏税、逃税，贸易量巨大的同时，国家获利甚少。

因此宋、元两朝都曾尝试过海禁，却因为政府控制力不强而作罢，直到明朝，才具备实施海禁的能力。

另外，元代的过度重商，也导致大片良田种植经济作物，限制了粮食最高产量。

元末人口不到9000万，就因为人口饱和而爆发大型农民起义，以至于灭亡。

因此，朱元璋深知商业的作用，更知道商业的害处。

明代的抑商政策，包含许多保护商业的条文，绝非一味抑商，目的是将商业的额度控制在一个最恰当的范围之内。

对此，张明富先生的《抑商与通商:明太祖朱元璋的商业政策》有非常详尽的论述。

为了从有限的商业份额中获取最大的利润，官营海贸是王朝初期较佳的选择，而海禁以防遏私人海贸，亦成为必备的辅助措施。

不过官营贸易也有其机械化、僵化的弊端。

明代朝贡贸易一开始缺乏限制，对于上门贩货者来者不拒，到永乐朝后期，因为进入市场的蕃货过多，导致蕃货贬值，就是很好的例子。

且由于宣德之后，明朝的政府控制力不断下降，已经难以有组织有规划地大规模进行官营贸易，所以明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放开私人海贸的口子。

到了明武宗在位的正德朝，便放开了对于东南亚海贸的限制。

正德四年（1509），一艘暹罗船遭风飘到广东境内，按规定这艘船属于非朝贡的私船，不准进行贸易，但广东镇巡官却准许其贸易，征收其货物税以作军需之用。

礼部官员对此做法予以肯定，认为“泛海客商及风泊番船”

既非救书所招，又非旧例所载，不是朝贡船，不属市舶司的职权范围，应由镇巡及三司官兼管。

广东官员如此做法，明显是否定了“有贡舶即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

的朝贡贸易原则，它标志着明初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从此进入了私人海外贸易的新时期。

至于正德朝之后，仍然对西洋与日本进行海禁，原因在于。

西洋人心怀叵测，难以揣度，而日本当时处于战国时代，时局混乱，海盗海商往往混淆夹杂。

因此到了隆庆朝方才开月港彻底驰禁。

然而从明代的海贸来看，东南亚、南亚才是海贸收入的大头，西洋与日本是否驰禁，在当时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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