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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崇祯内帑的网络资料（第5页）

似乎明代帑金真是不少，流寇之难原来仅仅丧失了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二自然是被满清所得了。

那被李自成抢劫带走的白银，按照上面各家记载的最少数字算也至少有三千万多两，那满清所得至少在六千万两以上。

然而再看后面，就未免令人喷饭，“达赖喇嘛处费用无算，凡制造器皿等物亦繁费不资”

。

原来这六千万两大部分，满清不是花在了最要紧的军饷上，而是花在了达赖喇嘛，以及所谓的制造器皿上。

只这一句，谎言就被戳得粉碎。

满清不是一直宣扬明朝宫廷生活如何奢侈，而康熙这个小丑不是又一直吹嘘他自己如何节俭么（所谓的“从古无如朕之节用者”

）？难道说明朝皇宫内本身的器皿还不够他们用，以至于要他们重新制造（不过崇祯因为实在没有钱支付军饷，倒确实是把原先皇宫内的许多器皿卖出去换钱，这倒是一个佐证），而且这重新制造的器皿，居然“繁费不资”

，能够占用掉明朝遗留的据说至少有六千万两的内帑的很大一部分？其荒诞不经矛盾支离之处，稍加分析就显现无疑！

其实从康熙的谎言也能推断一些真实情形。

各家记载比较一致的地方是，李自成在北京拷掠搜刮所得大约有7000万两白银，而他撤离北京的时候，大约只来得及带走3700万两白银，剩下将近三千万两白银被满清所得。

而康熙的谎言里就是把这部分白银说成了明代政府的内帑了。

还有一则很有名的记载是《明季北略》中的一段话“贼拘银匠数百人，凡所掠金银，俱倾成大砖，以骡马骆驼驮往陕西。

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每驮二锭，不用包裹。”

这段记载之所以有名拜郭沫若所赐，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言辞凿凿的根据这段记载说“李自成攻陷北京后，‘发现’崇祯的皇库里藏有三千七百万锭银子，每锭重五百（十？）两，后来都被李自成运往陕西去了”

。

这种记载的荒谬性是一目了然的。

如果真是“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

，那就是180亿两，不知道现在全世界的白银加起来有没有这么多？

陈椿年讽刺郭沫若说“这样的嘲骂固然痛快，固然容易使人联想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财富，只可惜所据的史料却根本经不起推敲。

上述数字即使以每锭五十两计算，也已高达十八亿五千万两，而据万历年间张居正在奏折中计算，当时大明王朝全国‘计每岁所入……不过二百五十余万（两），而一岁支放之数，乃至四百余万（两）’〔1〕。

大明王朝从朱元璋开国到崇祯亡国，不过二百七十年光景，即使每年赋税收入以四百万两计算，也须四百五十几年才会积累到十八亿五千万两，全部藏入皇库，”

更可笑的是郭沫若引用《明季北略》的话，都没有引全。

实际上这条记载本身就被《明季北略》的作者所否定，郭沫若却似乎对此置之不顾！

陈椿年说“更可奇怪的是，郭氏注明他的这一资料来自《明季北略》，然而就在该资料的同一条目中，《明季北略》作者明确指出：‘果有如此多金（指三千七百万锭），（则）须骡马一千八百五十万（头）方可载之，即循环交负，亦非计月可毕，则知斯言未可信也。

’明明是被原作者否定了的假材料，郭氏却以假作真并据此立论，还要注明出处让原作者对它的真实性负责，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史料，这就很难说是在做学问了。”

其实姚雪垠早在1981年的时候，就针对这个问题批评过郭沫若，现引原话“郭沫若同志在追赃问题上的错误有二：……对此重大问题，不多看一点儿史料，误信宫中藏银传说而轻易大发议论。

最不应该的是，郭沫若统治引用《明季北略》所记的这个传说，作者计六奇跟着就说明他自己也认为不可信，仅隔两行，而郭沫若同志竟未看见！

……更可奇怪的是，郭沫若同志在《甲申三百年祭》初版中将《载金入秦》这一条误为《明季北略》卷五，一九七二年修订本改正为《北略》卷二十，可是计六奇这几句至关重要的话竟然未看见，而他初写《甲申三百年祭》时看见‘两’字误为‘十’字，亦未用他本校对，删去‘十’字。

象这样读书粗心、即兴命笔的情况，可以说在郭老一生的学术著作中并不是偶然现象

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明李自成供入北京城后所得银两绝大部分都是来于拷掠大臣勋戚太监以及抢劫商人。

《明末农民战争史》中顾诚说了这么一段话“追赃助饷，在本质上是农民阶级实行的一项革命政策，它不仅在一个时期里把国家财政负担，从贫苦农民身上转加给官僚地主，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力地打击了这伙衣冠禽兽，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威风。

然而，就策略而言，大顺军在进入北京以后，大规模对明朝官僚实行追赃助饷是很不妥当的，甚至可以说这是大顺军领导人犯下的一个严重错误。

因为当时仅没收的明廷内帑，就足够大顺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出，并不存在财政上的紧迫性。

如果把当时打击的对象，明确宣布限制在皇亲国戚、勋臣、太监

以及为数不多的持敌对态度的官绅范围内，必然可以大大减少地主阶级的疑惧，有利于大顺政权的稳定。

可是，李自成等大顺军领导人，却没有考虑到进入北京后客观形势的变化，在政策上未能作出相应的调整。

在北京和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内普遍地推行追赃助饷，使各地官绅如罹汤火，人人自危，造成了树敌过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