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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第13页）

而且当时风气保守克制，农村尤其怕人议论，我猜他们同样会考虑到种种问题，所以不大可能像现在年轻人那样，有了感觉便走到一起。”

我凝神听着，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字。

“1976年底，我记得应该是快到元旦了，原平被抓起来的消息传来了，他的罪名，”

梅姨有些艰难地说，“据说是公社书记下到村子里，当场抓获他强暴女知青，而那个女知青是你母亲。”

我呆住，我来探寻自己的身世，并不想听到自己竟然是一起犯罪事件的结果。

“我连忙赶去打听，听说你母亲先是否认这件事，可是审查之后，她突然沉默了。

我完全不相信原平会干出这种事，于是专门去找她，想问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一句话也不肯说，把我拒之门外。”

我定一定神：“听起来我妈妈并没有指证发生了强暴啊。”

梅姨涩然摇头：“对，她没有直接指证原平，可是也没有为他做开脱。

原平被关在公社一间废弃房子里，我在深夜找过去，隔着窗子问他是怎么一回事，可他反过来问我：燕子是怎么说的——当时我们都叫你妈妈燕子。

我只能实话实说：她什么也不说。

没想到原平听到之后，沉默了许久，说：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目瞪口呆：“为什么他会这么说？”

“我跟你一样困惑。

大概一个月之后，你母亲的父母获得平反，恢复工作，他们身体有问题，打报告将女儿接回城里，于是公社书记的话就成了唯一的证词。

那个年代，法制并不健全，原平每天都必须接受批斗。

后来我听别的知青私下议论，原平曾经因为就招工指标的分配提意见得罪过书记，书记很可能是在借故报复他，但是他们都一心盼着回城，没人肯公开质疑书记，为原平鸣不平；而村民们对于涉及男女关系的这类事，完全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把批斗会当成一种消闲娱乐，根本不关心真正发生了什么事。”

“我妈妈再没过问这件事吗？”

“据我所知，没有。

后来原平被判了三年劳教，送去外地一个劳改农场，跟所有人都失去了联络。

直到十八年前，我回娘家探亲，才偶然碰到他，那天他家人把他赶了出来，他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在附近徘徊。”

我大吃一惊，愤怒地问：“他们怎么能那样绝情？”

“唉，原平在劳教结束后就回过省城，被父母拒之门外，后来就消失了，多年没跟家人联系，那次是他第二次回省城，才知道父母已经在前一年时间里相继去世。

他很受打击，和他哥哥争吵甚至动手，被他哥哥赶了出来。”

被离弃得如此彻底，我有说不出的凄凉之感，讲不出话来。

“我好说歹说，总算拉他一起去吃了顿饭，后来我们多少保持着联系。”

我整理着自己听到的信息：“所以他和我妈妈很可能只是恋爱，两情相悦，约会时被那位书记撞见，书记很保守，难免大惊小怪，而我妈妈胆怯了，怕影响推荐上学或者回城，于是保持了沉默。

可是，”

我打住，无法接受自己的推论，“她怎么能这样做？就算一时胆怯自私，回城之后也应该为他辩解啊，竟然任由他被送去劳教，不闻不问。”

“那个时代发生过很多荒谬的事情。”

“不不不，梅姨，不管什么时代，如果爱一个人，根本不应该陷他于那种无法自辩的灾祸之中。”

“这只是你的推测，可可，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我也曾责备过你母亲，可是年纪渐长，越来越明白这世界上最难理解的是别人的苦衷与动机，妄加揣测是不公平的。”

“所以她写信对您忏悔她的行为，而您表示谅解，劝她放下。”

她苦笑：“你母亲给我来过信，说她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我的报道，鼓足勇气才写信给我，她没有谈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说越来越觉得对不起原平，想打听他的下落，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过了好几年后我跟原平才碰面。

我忘了我给她回信写了什么，不，我应该不会自认为有资格代为表示谅解。

对于所有心头背负重担的人，我都会劝他们放下。”

我做不到这种无差别的宽容，尤其当那个人是我一向深深敬重的妈妈时。

她显然一直背负着良心重负，直到病重仍旧满怀负疚，至死无法解脱，可是逝者已矣，我又怎么去责备她。

我找梅姨要何原平的地址，她十分犹豫不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