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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第5页）

我被临时抽调到新兵连，是为了给新兵们做内务指导。

我可以把棉被叠得跟砖头砌的一样方正，一样硬邦邦、不温暖。

那是我军的时尚，还不知道美军都不叠被子，铺盖就是个睡袋。

我还有个手艺就是闭着眼睛打背包，闭上眼睛把松散的棉被棉褥捆扎成一个一尺半宽，一尺八长的背包只需四十五秒钟。

那时候我暗里谈恋爱，明里争取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所以一切都做得恶狠狠的。

一九七三年春天，从上海来的女性新兵整十人，一间简易营房里摆十二个人的通铺，头一个铺归班长，最后一个属于副班长。

萧老兵暂时睡在副班长位置。

何小曼就这样走进了我们的视野：军帽戴到脑门，帽子后面也不见任何头发，乍一看是小男孩。

两周就有人发现了问题：何小曼从来不摘军帽。

熄灯号吹响，她的帽子还在头上。

上海话是很适合交头接耳的。

交头接耳的结论很快出来了，“一定是个癞痢。”

那帮新兵都十五六岁，正觉得新兵训练不好玩，想找什么玩一玩。

于是有人提议，刺杀训练的时候假装刺偏，用木枪把何小曼的帽子挑开。

很快发现这么玩可能会玩大；万一挑不准，挑到眼睛上，或者手上轻重不对，椎伤了她，那就玩大了。

新兵连是什么地方？是退货的地方；一旦发现残次品，哪里来的退回哪里。

所以新兵训练三个月是一段试用期，谁也闯不起祸，否则试用期随时可以结束，你从上海千里迢迢来成都，唯一所获就是一套新军装。

冒着被部队退货的风险揭露一个癞痢，不值。

一周过去，何小曼日夜都是无懈可击的军容风纪。

通铺上方的墙上钉着铁钉，挂着军装军帽，“错戴”

别人的帽子是可能发生的。

新兵班的班长在我们眼里是正规军，从通讯团来的。

只有她一个人戴手表，还拥有一个旅行闹钟。

我们打起她闹钟的主意来。

一听我们要借闹钟，班长马上拉起防线，问我们“想干什么”

，但口气已然断定我们“干不出好事”

了。

她一对小眼白着我们，笑笑，“不借。”

倒是干脆。

不借我们也有办法，偷偷把她闹钟的闹铃上到五点五十八，比起床号早两分钟。

两分钟足够我们开灯，让何小曼军帽下的秘密大白天下。

新兵们密谋，一旦听到闹钟铃声，就由何小曼右边的人“错戴”

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