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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2章 不当言论（第2页）

现在北军在长城防线肯定是面的防御，而全面防御的重点就是武力储备，也就是保证边郡有一定数量的可以随时投入到战场上的预备役力量，所以对边郡适龄男子的徭役征发要控制，一方面要绝对保证北疆农耕畜牧的需要，一方面要保证他们的战斗力，必须保持一定的训练时间，如此一来就必然要减少诸如一些筑城修路等劳役的征发，否则边郡的男丁不堪重负，后果严重。

为此宝鼎反复告诫北疆的军政官长们，要体恤民情，要善待边民，要让这些边民在改善生活的同时逐步认同大秦，切身体会到中土统一带来的好处，并慢慢建立起对大秦的忠诚。

其次就是全面实施“以夷制夷”

的防御策略。

与匈奴人停战议和之后，大秦若想确保未来几年北疆无战事，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挑起大月氏、东胡和匈奴人之间的战争，甚至挑起单于庭内部的分裂和战乱，把匈奴人拖进战争的泥潭，再也没有力量入侵中土。

从这一目标出发，北军的西行辕就要承担起暗中支援大月氏的重任，而东行辕要利用辽东、辽西的东夷诸族，主动与长城外的东胡诸族建立联系，给予其必要的援助，鼓动和唆使东胡诸族联合起来“反击”

匈奴。

北行辕则利用楼烦、林胡等诸族联系依附于匈奴人的本族部落和澹林等其他种族，以重利诱使他们叛离匈奴，jī化匈奴人的内部矛盾，给单于庭制造内部危机。

司马尚等人本来对宝鼎与匈奴人议和非常不满，认为凭借今日的北军武力，根本不需要与匈奴人议和，只待中央财政摆脱危机，大军就可以出塞北伐，把匈奴人赶到yīn山以北。

现在听到宝鼎的计策，才知道宝鼎与匈奴人议和的本意，不仅是要让自身得到休养生息的时间，还要让匈奴人陷入战争的深渊持续消耗。

几年后，双方的实力此消彼长，匈奴人更不是北军的对手，如果运气好的话，匈奴人和大月氏、东胡打得两败俱伤，北军“渔翁得利”

，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攻占河套地区，建下北伐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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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人和匈奴人的接触早在河西大月氏的关注之中，当“停战开市”

的消息传到河西之后，大月氏人坐不住了，大月氏王紫苏派出使者赶赴离石，邀请武烈王公子宝鼎在时机合适的时候与其会晤于大河。

紫苏担心武烈王拒绝，又派使者请出公孙豹相助。

公孙豹知道宝鼎决心夺取河西之后，以年事已高为由，避居于岐山，不再过问河西的事情，但碍于昔日诺言，公孙豹还是给儿子公孙贤写了封信，请他斟酌是否进言武烈王。

公孙贤自解禁之后，一直镇戍北地。

宝鼎入主北疆，遂召其至麾下任用，今已官拜王府、太傅府和上将军府三府司马，深得宝鼎的信任。

宝鼎并没有马上答复大月氏使者，不是他不想与紫塞会晤，而是从咸阳传来的新消息让他心神不安。

太子东巡，由中原至河北，再东进至山东，接着辗转南下两淮。

太子在山东和两淮数次与关东名士探讨诸子学术，其中核心议题就是两个，一个是行礼治施仁政，一个是诸子百家要百花齐放。

第一个议题牵涉到帝国的基本国策，第二个议题则牵涉到帝国的官学、教育和选官等一系列相关制度。

关东士人盛赞大秦实施“与民休养、轻赋薄徭”

之策，但他们认为大秦若想赢得天下万民之心，尚需“师古”

从周礼，裂土封侯，屏卫国祚。

关东士人普遍的看法是，中央集权制适合诸侯国，却不适合统一后的庞大帝国。

从礼治和仁政出发，关东士人还认为帝国应该废弃和修改一些残酷律法，比如连坐制。

律法宽松了，对普通的“民”

固然有利，但对贵族阶层的“民”

更是有利，这无疑会大大助长贵族阶层对帝国权力和财富的疯狂掠夺。

士人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饭碗，也就是诸子百家的学术继承和发展。

大秦“法治”

的理论基础是法家的学术思想，这一思想在咸阳稳定整个中土后，必然要开始巩固和加强，也就是要在整个帝国境内推而广之。

帝国的官学肯定是法家学术，而帝国的选官制度首重法家弟子，这导致帝国以研习除法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学术的sī学遭到遏制和打击，这等于打碎了他们赖以生存的饭碗，所以关东士人同声谏言，要求帝国进一步支持sī学，推行百家争鸣的学术发展策略，并修改选官制度以便把这一策略落到实处。

sī学的过度发展，固然可以推进中土学术文化的发展，但无助于推进中土文化的统更重要的是，sī学发展了，其弟子门生多了，必然会推进地方势力的发展，尤其是选官制度的变革假如向sī学倾斜，不但会阻碍中央集权制的推行，损害到尊奉法家学术的官僚也就是大秦官僚集团的利益，同时还会进一步壮大地方势力。

如此关系到帝国存亡的核心问题，太子扶苏不但参与了讨论，竟然还发出了有倾向xìng的言论。

太子扶苏支持“仁政”

理念，认为大秦的刑律的确过于严酷，应该修改，应该适当参考关东诸国的刑律，以便让关东人尽快适应和接受大秦的刑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