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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2章 中庸至德 久湮的中道之光（第4页）

，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春秋时期中庸之道逐渐失落的敏锐洞察。

周平王东迁后，“礼崩乐坏”

，诸侯争霸，大夫专权，整个社会陷入“过”

与“不及”

的极端：晋献公“骊姬之乱”

废长立幼（过），齐桓公晚年任用奸佞（过），宋襄公“泓水之战”

迂腐守礼（不及），这些都是偏离中庸的典型案例，孔子目睹了这一切，才发出如此深沉的感叹。

战国时期，中庸之道进一步被边缘化。

诸子百家虽各有建树，却多走向极端：墨子“兼爱”

“非攻”

，否定差序之爱（不及）；杨朱“为我”

“贵己”

，否定社会责任（过）；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否定道德教化（过）；道家“绝圣弃智”

“小国寡民”

，否定文明进步（不及）。

孟子批评“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

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孟子?滕文公下》），正是对这种极端化倾向的批判。

秦汉时期，中庸思想在实践中遭遇曲折。

秦始皇“焚书坑儒”

“严刑峻法”

，是“过”

的极致；汉初“无为而治”

，虽一度恢复生机，却导致诸侯坐大（七国之乱），是“不及”

的表现。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看似推崇儒家，实则“外儒内法”

，将中庸异化为“霸王道杂之”

的权术，失去了其“至德”

的本质。

董仲舒的“天人感应”

学说，将“中”

神秘化为“天之道”

，却在实践中沦为谶纬迷信的工具。

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盛行，放达之风取代了中庸。

“竹林七贤”

追求“越名教而任自然”

，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

，阮籍“礼岂为我辈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