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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4章 述古非泥古 传承的智慧（第2页）

春秋时期，邓析“作竹刑”

（私自制定法律），导致郑国“民口讙讙”

；少正卯“聚徒成群，饰邪说，荧惑众庶”

，被孔子任大司寇时诛杀（《荀子?宥坐》）。

这些“作”

的乱象，使孔子坚信“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论语?子路》），没有充分的学识与实践支撑，任何创新都是危险的。

他曾对弟子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论语?述而》），强调“述”

必须建立在“多闻多见”

的基础上，这种审慎态度，使儒家避免了陷入空想主义的泥潭。

“述”

与“作”

的辩证关系，在《周易》的传承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西周的《易经》本是占卜之书，记录六十四卦的卦象、爻辞，如“乾：元亨利贞”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充满神秘色彩。

孔子“述”

《易经》时，作《十翼》（《彖传》《象传》《文言》等），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阐释乾卦，用“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解读坤卦，将占卜之书转化为探讨宇宙规律与人生修养的哲学着作。

这种“述中含作”

的方式，正如王弼在《周易略例》中所言“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

，通过“述”

象与言，创造性地阐发“意”

，实现了传统的现代转化。

战国时期的孟子，将“述而不作”

推向新高度。

他“序《诗》《书》，述仲尼之意”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却在阐释中提出“性善论”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孟子?告子上》），这一观点看似是“作”

，实则源于对《论语》“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的深度挖掘。

孟子见梁惠王时，引《尚书?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论证“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将上古文献中的民本思想发展为系统的仁政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