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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 夫子的取舍（第5页）

三、义利之辨：儒家财富观的核心架构

“富而可求”

与“如不可求”

的背后，是“义利之辨”

的永恒命题与动态平衡。

孔子的态度既非墨家“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兼爱》）的功利主义——墨家“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将利作为核心驱动力；也非道家“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老子?第十九章》）的虚无主义——道家认为利是社会混乱的根源；而是“见利思义”

（《论语?宪问》）的中庸之道——承认利的合理性，更强调义的优先性，正如《周易?乾卦》“利者，义之和也”

，正当利益是道义调和的自然结果。

“义”

对“利”

的约束与引导，体现在具体情境的细致考量中。

《论语?子罕》记载子贡“货殖焉，亿则屡中”

，孔子不反对其经商，因子贡的“利”

符合三重义：一是“义以为上”

（《论语?阳货》）——获利同时“存鲁乱齐”

，以商业手段实现政治目的；二是“君子周急不继富”

（《论语?雍也》）——资助孔子周游列国，帮助贫困弟子；三是“贫而无谄，富而无骄”

（《论语?学而》）——虽“家累千金”

却保持谦逊。

而对冉有“为季氏聚敛”

，孔子则怒斥“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论语?先进》），因冉有的“利”

违背三重义：过度征税违背“敛从其薄”

（《左传?哀公十一年》）的古制；助纣为虐违背“季氏旅于泰山”

的僭越批判；损害民生违背“节用而爱人”

（《论语?学而》）的主张。

可见儒家反对的不是利本身，而是“见利忘义”

的失衡。

“义利之辨”

的现代转化与跨文明呼应，展现其普遍价值。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市场机制的同时，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而且是有风险的”

，这种对“道德约束市场”

的认知与孔子“见利思义”

相通。

当代企业家“取之有道，用之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