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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1章 论孔子 多闻多见 的求知智慧（第16页）

例如，他在游历屈原投江的汨罗江时，通过“多见”

当地的风土人情、听取百姓对屈原的评价，深刻理解了屈原的爱国情怀与悲剧命运，为《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撰写注入了真挚的情感与鲜活的细节。

正是“多闻”

与“多见”

的结合，让《史记》不仅成为一部史料翔实的史书，更成为一部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经典，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

宋代的朱熹，在学术研究中同样重视“多闻多见”

。

他主张“格物致知”

，认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求知者需要通过“格物”

（观察事物、研究事物）来“致知”

（获取知识、认识规律）。

这里的“格物”

，便是“多闻多见”

的体现——通过广泛观察事物（多见）、深入研究典籍（多闻），探究事物的本质规律。

朱熹在研究儒家经典时，不仅“多闻”

历代学者的注疏，还通过“多见”

——对比不同版本的典籍、考察历史背景、结合社会现实，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了系统的理学思想。

他还强调“知行合一”

，认为“知”

（多闻多见获取的知识）需要通过“行”

（实践）来验证与深化，这与孔子“多闻多见”

与实践结合的思想一脉相承。

（二）近代学者对“多闻多见”

思想的发展与创新

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文化与科学思想的传入，中国学者在继承“多闻多见”

传统思想的基础上，将其与西方的科学方法相结合，赋予了“多闻多见”

新的时代内涵。

梁启超作为近代着名的学者与思想家，非常重视“多闻多见”

在学术研究中的作用。

他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打破了传统史学“重文献、轻实践”

的局限，主张“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

。

这里的“史料”

，既包括传统的文献典籍（多闻），也包括出土文物、民间传说、国外史料等（多见）。

例如，他在研究先秦历史时，不仅“多闻”

《尚书》《春秋》等典籍，还通过“多见”

——研究甲骨文、金文等出土文物，对比西方古代史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新史学”

的观点，主张史学研究应关注“国民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