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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一代英主（第1页）

详查历史，隋炀帝四处巡游的初衷在《资治通鉴》中可略见端倪。

在开凿江南运河的前一年，隋炀帝曾对给事郎蔡征说：“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

蔡征答道：“此其所以不能长世。”

这则对话其实已经将隋炀帝一生中很多重要举措的动机都说得非常清楚了，杨广不愿意成为“坐深宫”

的庸君，更不愿效南朝的“亡国之君”

，而是想从根本上解决之前王朝“不能长世”

的问题，所以才不辞辛苦地四出巡狩，希望遵循“天子有巡狩之礼”

的古训，更好地履行帝国天子的职责。

积毁销骨隋炀帝虽然不是因为想去江南游玩而修了大运河，但他确实在大运河修好后，两次乘船沿运河巡游了江都，沿途征发船只数千艘，还动用了数千纤夫，规模宏大。

这两次并不俭省的运河之航后来成了他劳民伤财的罪证，攻击他的人据此指责他巡游江南完全是为了享乐，一些无良学者甚至还据之推出了另一个更为荒诞的观点：

隋炀帝大修运河就是为了去江南享乐，因为只有行水路才能避免车行劳顿。

其实隋炀帝沿运河巡游江南，其核心目的并不是为了享乐，而是要沿途检阅运河工程，观察周边城镇崛起的情况，定下之后的配套建设方案，可谓忧国忧民，颇具责任心。

一些别有用心者将他巡游江南的动机刻意曲解为贪图享乐，实在是一种罔顾事实的恶毒中伤。

杨广在即位之初曾远赴西域、蒙古和辽东，跋涉于酷热从杨广前半生的举动可以明显看出，他根本就不是那种把享乐放在第一位的帝王，他那几次塞外之行去的多为偏远闭塞的不毛之地，环境艰苦，根本就与贪安享欲挂不上勾。

如果杨广巡游天下只是为了玩乐，他又怎会不明白去江南要比塞上爽得多呢？

事实上，大部分谴责隋炀帝修大运河的人并不知道，修大运河的首倡者其实并非杨广，而是一向以勤俭爱民著称的隋文帝杨坚，隋炀帝不过是继承并发扬父亲的遗愿而已。

杨坚于公元584年命宇文恺督建了长约150多公里的广通渠，史书上却也没有人谴责过他不恤百姓、劳民伤财，只是一味夸赞其治国有方，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杨广推行大运河工程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正确决策。

当然，隋炀帝不仅仅是继承父志，他本人也非常重视大运河的长远意义。

杨坚当政时开国未久，以休养生息为主，修运河的规模不大；而杨广在继承了富庶的大隋后，觉得国力已经足堪承受，所以才扩大了工程规模。

一部分人认为修大运河固然是件好事，但杨广不顾现实，急功近利，导致百姓负担过重，最终把一件好工程办成了导致百姓民不聊生的恶政……这种看法其实是有所偏颇地。

杨广确实是一个不恤百姓的帝王，也确实为了能早日征辽而要求了较快的工程进度，从而给河北被征集的民夫带来了压力，也因之累死、病死了不少民夫，但大运河工程的扰民程度其实远没有人们印象中那么大，影响的也无非一二省的百姓，百姓服徭役确实增加了负担，但也绝没有想象中那么严苛残酷。

比起三征高句丽时动辄征发百万之众，远征千里，沿途尸骨无数，其扰民程度只不过是其零头罢了。

当时的大隋灭亡固然与修运河有一定关系，但还决计算不上是核心因素。

大运河之所以被盛传劳民伤财，被后世很多人误认为是导致大隋民不聊生的主因，就是因为李唐王朝刻意丑化了这项泽被苍生的德政，并借夸大扰民程度的方法来丑化杨广。

其实杨广在决定开运河时对局势的判断并不算错，当时大隋的根基虽然虚浮，远没有表象上看起来那么强，但国力已经足以轻松支撑起大运河这个工程。

如果炀帝不征高句丽，或者说如果第一次征辽取胜的话，那仅仅是大运河工程根本不会动摇大隋的国本，反倒会在完成后很快带来巨大的积极效应，令大隋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飞速的进步。

这样就算隋朝最终亡于门阀这个隐患，那也是数代之后的事儿了，杨广此时也早就声名稳固，因为修运河的巨大功劳和他之前的赫赫武勋，被后人誉为了千年一出的绝代明君了。

毕竟各朝各代都只是丑化前朝的末代亡国之君，如果不是第一次征辽失败，如果大隋不是因之而亡，那杨广很可能在历史上成为千古一帝，大运河也会成为他标榜千秋的骄人政绩。

然而福泽万民的大运河工程最终非但没能给杨广带来好名声，反倒成为令他身败名裂的一项罪名，这种不公正的历史评断主要源自后世对他修运河动机的刻意歪曲。

指责他修运河时急功近利、不恤百姓的说法虽然夸大了大运河给百姓的压力，但总还不算太过离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