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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故事（第1页）

说句附庸风雅的话，我大概七八岁的时候，就知道了有一幅名曰挑耳图的古代名画。

画这幅画的画家叫王齐翰，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在我的心中，都是不可逾越的震古铄今的大画家。

那时的小镇，东西两条主街，西面是老街，喊顺口了就叫“西行街”

；东面是新兴的街道，按着西街的叫法，顺理成章就叫“东行街”

其实它有个大名“朝阳街”

有那个年代鲜明的起名特色，就像我们街坊三狗子，他的学名叫“国庆”

一样。

话说这东西两街勾勒了小镇的大体轮廓，两条街都不长，燎根烟，扯裤子撒泡尿就能晃悠两回合。

街的北面尽头都是横枕着通海河架设的腰脊高耸的虹桥，就像清明上河图上那座卧水临波的飞桥，一千年前多少无聊的看客蚁附其上，只为消磨那像苍蝇似的挥散不去却又像汴水一样东逝不回的时光。

通海河虽不似千年前北方水路枢钮的汴水那样繁忙，但我们县境内丰富的农产品、水产品，在那个交通闭塞的年代，都得依赖着它往外运送。

所以要在流经县城中心镇合德的这段河水上架桥，前提就是桥身不能成为船只通行的障碍，这种城建思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占主导地位，虽然因为桥身曲度过大，桥引又不舒缓，造成了县城交通的诸多不便，但为了县域经济的繁荣，县里的历届头脑和普通的平头百姓，在对待造桥问题上，都能权衡利弊，着眼全局。

况且，因为水运的繁荣，县城的搬运工的人数激增，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县城的搬运工是小镇城镇定量男子壮劳力首选的职业。

大大减轻了政府部门安置就业人员的压力。

所以，虹桥的架设也就不成问题了。

我父亲那时年届而立、望四之间，臂膀小腿疙瘩肉鼓凸，浑身有使不完的气力，加之“大跃进”

在南钢呆了三年，作过车间班组长，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当时的搬运队里算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了。

所以当七十年代中期要成立东行街搬运组的时候，我父亲就众望所归地当了组长。

这个组是当时人数最多、业务最繁忙的搬运组，搬运物资的品种也很全面。

组员的福利待遇也好，所以大家都抢着往这个队里钻。

我们家因此就成了水产品和时鲜果子的小仓库，巴掌宽的带鱼，团扇大的仓扁，尺半长的马鲛，能刮出止血屑的大板乌，柳筐盛的青涩的萍果，嚼得牙板酸疼、咬一口唇边满是白粉的柿饼，腌渍的板实溢香的豚足

我那时嘴细俏，受用不了这些眼下已经不可多见的美味。

因为缺营养，所以长得精瘦，就像棵没有发开来的豆芽，大大的脑袋挂在不堪负重的脖子上，身着家制的草黄仿军装，因为怕受凉，小脑袋上除了夏天，别的季节都一色卡着一顶黄军帽（也是我妈仿制的），那时的同学都叫我“小林彪”

每天上学、放学，我总是不言不语地像个小精灵似的在里街人家冬青长成的藩蓠下，风一般悄无声息的穿行着往学校奔。

做衣服的用剩的下角料拼成的书包搭在小屁股上，一跑起来，啪啪地拍着屁股。

在里街河码头上淘米的陆二奶一看我埋头往前撞的那可笑的模样就会把淘萝子浸在水里，颤颤地大笑不止，有一次她蹲在码头上剖一条二斤里外的乌鱼，一抬头看我迎面过来，她就吃吃地笑起来，不提防已经剖膛刮肚的乌鱼一翻身穿到河边的水草中不见了踪影，害得陆二奶像跳神似的，一会儿站起身，一会儿又跌坐在码头上，拿树枝不断地朝水草中截。

嘴里还念咒似的骂个不停“这小猴子，这小猴子！”

我不知道她是骂我还是骂那条从她家菜碗里逃逸的没心没肺的乌鱼。

反正她以后见着我再也没笑过。

脸上总是那种啼笑皆非的滑稽表情。

走过里街码头，向左拐弯，穿过巷子，就上了西行街，远远的街北尽头的桥脚上那根黑褐色的、碗口粗细的铁竿，像古时的灯檠似竖在了我的眼面前。

铁竿不知什么时候竖立的，据说日本小鬼子占据合德时，在上面吊过一个偷棉花的小青皮，那小伙原是老街上的二流子，偷摸惯了。

他被吊在上面的时候，还恶作剧地朝底下过往的行人吐口水，这种乖戾的行径，冲淡了日本人的残暴，增添了些许惩偷的快意。

所以那小伙在铁竿上活活吊死后，老辈人也没多少人把这帐记在日本人的头上。

我第一次听到这段往事，是我的外公告诫我要诚实做人时作为反面材料，语重心长地说出来的。

铁竿已锈蚀得千疮百孔，坑坑洼洼的像街角上剃头的李老三那张令人憎惧的麻脸。

它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兀自站立着。

在老合德多少有些象征性的标志作用，就像矗立在中世纪文明废墟上的浮雕漶漫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