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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1页）

裕王虽然是嘉靖帝的唯一法定继承人，但是在朝堂和政治智慧上远远不如嘉靖帝。

按道理，作为皇帝唯一继承人他应该就是太子，但是裕王却又没有太子的名分，作为实际上的一个储君，他一直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尤其做储君时间越长，他便越保守，因为储君当得越久，便越危险。

以至于在朝廷的事情上，裕王是如履薄冰，时刻担心自己不能走到对岸。

裕王身边的清流主要三人，一个是次辅徐阶，其手段和朝廷政治智慧，足以和严嵩对峙。

严格来说，眼下大明官僚阶级顶点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严嵩另一个就是徐阶。

严嵩善于伪装，徐阶在伪装这方面甚至比严嵩做的更好，内心的算计还非常多，所以徐阶这个爱装孙子的老狐狸，实是又阴又滑。

至于高拱这人，就比徐阶刚多了，个性也十分鲜明。

可以把他看做清流的激进派。

在清流与严党每次发生冲突的时候，每当需要人站出来时，高拱都会站出来扮演急先锋的角色，永远冲在前面开炮。

至于这个时期的张居正还处于韬光养晦的阶段，性格要比高拱内敛，对大局观的把握和谋略要比高拱高出一些。

张居正表面上平和谦逊，心中藏了更多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有些腹黑，旁人也根本看不透。

这时徐阶张口回答了裕王：“王爷有所不知，他第二天就偷着带儿子尸体以回老家安葬的名义出了京城，虽然他请奏此事的奏折没明批，但是宫里算是默许了，如今他到杭州是推改稻为桑，为的是填补国库，自然是没话说。”

张居正沉声言道：“严氏党羽盘踞朝堂二十余载，其内部实则早已腐朽不堪，如土崩鱼烂之态，仅凭一味谄媚圣心而苟延残喘。

“宫中奢靡无度，需求无休止，而严党中人则层层盘剥，致使国库空虚，亏空日甚。”

“王爷心知肚明，他们此番于浙江推行改稻为桑之策，实乃为填补窟窿而急病乱投医之举。

然此等浩大工程，即便是胡宗宪这等严嵩门徒也看出来，非一年之功所能成就。”

“但他们心急如焚，手下之人又误将此视为敛财良机，竟丧心病狂至决堤淹田，行此伤天害理之事。

此举无异于从百姓身上割肉，实则亦是在剜我大明之血肉，以滋养他们自身的疮痍！

如此昭然若揭之事理，竟在朝堂之上被众人视而不见，实乃痛心疾首！”

张居正缓缓而坚定地看着裕王：“王爷，长痛不如短痛，此番，我们不妨让浙江之乱成为一剂猛药，权当我大明朝身上的一块腐臭了，就让其溃烂。

“腐肉脱落，才能显露出严党那深藏已久的脓疮，到时候，严党这脓疮也就是该挤的时候了。”

裕王的双眸骤然睁大。

张居正这番话犹如惊雷般在他耳畔炸响，让他看到了倒严的机会，也震惊于这番计策的坚决，竟使得他的脸庞渐渐染上了潮红之色。

他怔怔地立在那里，半晌才回过神来，目光转向在场的两位阁老，声音略带颤抖地问道：“二位阁老，你们也是这般看法吗？”

徐阶摇了摇头：“之前浙江的官是有这心思，但现在不好说了，正如高肃卿所言，浙江的严党已经拧成绳了，且严世蕃到杭州的第一天就找了江南首富沈一石，不知道许下了什么，还是威逼利诱，沈一石倾尽家财，无数名贵字画拿去抵押换现银，从江苏，江西，福建，甚至两广的粮都买，所有改种桑苗的田都是按市价40-50石一亩收，扬言有多少地收多少地，要收遍浙江九县的地改种桑苗。”

张居正这时开口：“没有受灾的老百姓可不愿意卖地，而且他们买地只能用粮，我们可以拦着他们从各省买粮。”

髙拱回应：“江苏的粮我们之前能拦一拦，但严世藩离开浙江又返江苏，他亲自去带沈一石买粮给浙江改稻为桑用，听说当地的官但有推辞，严世蕃就把他儿子的尸体取出来，吊到赵贞吉巡抚衙门的门口鞭挞，说他儿子不知检点，暴毙早死，视为不孝，不应有全尸”

“他连自己儿子的全尸都不留了，哪有官敢不应？就算他们恨严党，但是这个时候没人敢一个人跳出来跟严世蕃对质，赵贞吉没办法，江苏的布政使更是害怕，也就允许江苏粮商卖了浙江一部分粮。”

“更别提江西了，那里是他的老家，听说小阁老丧子发了疯，浙江买粮的人还没到，当地官员粮船都连夜装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