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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8章 觚哉 名实之间的千年叩问（第5页）

，可见“循名责实”

的成效。

但商鞅的“正名”

过于刚性，只重“实”

而轻“名”

的教化功能。

他统一度量衡时，只规定“度、量、衡”

的标准——“一尺约合23.1厘米，一升约合202毫升”

，却忽视了其背后的礼制内涵，甚至“燔诗书而明法令”

，焚烧儒家典籍。

赵良曾劝他“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商鞅不听，最终被车裂，印证了“正名”

不能仅靠强制，还需兼顾“名”

的象征意义，正如觚的形制既要规范，也要保留其承载的文化记忆。

汉代的“春秋决狱”

，开创了“以名正实”

的司法传统。

董仲舒提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

，即根据行为的动机（名）与结果（实）来定罪。

《太平御览》记载一案例：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按律甲应处死刑。

董仲舒却以《春秋》“父为子隐”

为由，认为甲“非律所谓殴父也”

——甲的动机是救父而非伤父，“名”

（动机）为“救”

，故“实”

（定罪）不应为“殴父”

，最终判甲无罪。

这种“原心定罪”

，通过《春秋》的“大义”

（名）来纠正法律条文（实）的僵化，体现了“名”

对“实”

的引导作用。

唐代的《唐律疏议》，是“名实相符”

的制度巅峰。

这部法典开篇即“名例律”

，明确“名者，五刑之罪名；例者，五刑之体例”

，将“名”

的定义与“实”

的量刑严格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