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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0章 博文约礼 不畔之道（第4页）

——是社会运行的规则，是道德自律的底线，是待人接物的分寸。

周公制礼作乐，将“礼”

从原始祭祀升华为“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

的制度体系；孔子则进一步将“礼”

内化为“克己复礼为仁”

的道德自觉，使“约之以礼”

成为君子修身的关键。

西周的周公旦，是“约之以礼”

的开创者。

他在平定三监之乱后，“制礼作乐”

，规定“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

的饮食之礼；“天子驾六，诸侯驾五，卿驾四”

的车乘之礼；“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

的丧礼之礼。

这些礼仪并非束缚，而是“别贵贱，序尊卑”

的社会秩序——正如《礼记?曲礼》所言“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

周公本人“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

，以身作则践行礼道，使“郁郁乎文哉”

的周文化成为后世典范。

汉代的叔孙通，在战乱后重建“礼”

的秩序，展现“约之以礼”

的现实意义。

秦末天下大乱，刘邦称帝后，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

，毫无礼仪。

叔孙通自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

，他结合秦仪与古礼，制定新朝仪：“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

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

汉高祖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按新礼朝贺，“莫不振恐肃敬”

，刘邦感叹“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

这种“约之以礼”

，不是恢复旧制，而是“与时变化，因时制宜”

，为新生政权奠定秩序基础。

唐代的魏徵，以“约之以礼”

约束帝王行为，展现礼的监督作用。

唐太宗曾欲封禅泰山，魏徵谏曰“陛下功虽高而德未厚，业虽大而民未安”

，以“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