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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4章 述古非泥古 传承的智慧（第9页）

（《史记?太史公自序》），实现了“述”

与“作”

的完美统一。

五、述作之辩：历史上的传承与创新

战国时期的墨子，以“述作并重”

挑战儒家的“述而不作”

。

他在《墨子?耕柱》中明确主张“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

，认为传承与创新同样重要。

墨子本人既“述”

夏禹之道，“背周道而用夏政”

（《淮南子?要略》），赞扬大禹“沐甚雨，栉疾风”

的治水精神；又“作”

新说，发明“兼爱”

“非攻”

“尚贤”

等理论，甚至亲自“作木鸢”

（飞行器）、“作连弩车”

（守城器械）。

这种“述作并举”

的态度，使墨家在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显学”

，也推动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

汉代的董仲舒，通过“述经作注”

实现传统的创新。

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汉书?董仲舒传》），表面上是对孔子学说的“述”

，实则融合阴阳五行学说，对儒家经典进行创造性诠释。

在《春秋繁露》中，他以《春秋》“春王正月”

阐发“大一统”

思想，从“天人感应”

解读灾异现象，提出“三纲五常”

的伦理规范。

董仲舒的“作”

不是凭空创造，而是“以经解经”

——用儒家经典解释现实问题，正如他在“天人三策”

中所言“《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

，使儒家思想适应了汉代中央集权的需要，成为官方哲学。

宋代的朱熹，以“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