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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4章 述古非泥古 传承的智慧（第10页）

体系重构儒家传统，展现“述中求作”

的智慧。

他认为“《大学》是为学纲目，先通《大学》，立定纲领，其他经皆杂说在里许”

（《朱子语类》），将《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抽出，与《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

，并作《四书章句集注》。

在注释中，朱熹既忠实于原文（述），如释《论语》“学而时习之”

为“学之为言效也。

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

；又融入理学思想（作），将“格物致知”

解释为“即物而穷其理”

。

这种“述作结合”

使“四书”

取代“六经”

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实现了儒家思想的宋代转型。

明代的王阳明，以“心学”

诠释经典，体现“作不离述”

的特点。

他反对朱熹“格物致知”

的向外探求，主张“心即理”

“致良知”

，认为“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

（《传习录》）。

这种观点看似与朱熹对立，实则是对《论语》“为仁由己”

“我欲仁，斯仁至矣”

的深度发挥。

王阳明解读《大学》“格物”

为“格心之物”

，“致知”

为“致吾心之良知”

，虽偏离传统注释（作），却紧扣“仁”

的核心（述）。

他的“述”

是“以心解经”

——让经典服务于内心的道德觉醒，这种方式使儒家思想从书斋走向社会，成为推动明代社会变革的精神力量。

清代的戴震，以“训诂考据”

回归“述而不作”

的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