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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0章 束修之外 教育的温度（第8页）

学者来自各国，邹衍是齐人，淳于髡是齐之赘婿，慎到是赵人，环渊是楚人，无论出身国别，皆可“不治而议论”

。

学宫“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提供免费食宿，让学者专注学术。

这种开放包容，使稷下学宫成为“百家争鸣”

的摇篮，荀子“三为祭酒”

在此讲学，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的观点，正是“有教无类”

结出的硕果。

汉代的太学，首次将“有教无类”

纳入官方教育体系。

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

，规定“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

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

（《汉书?儒林传》）。

平民子弟只要“好文学、敬长上”

，便可进入太学，学费由政府承担，学成后按成绩授官。

如匡衡“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

（《西京杂记》），通过太学“射策甲科”

，最终官至丞相，成为“有教无类”

的生动例证。

这种制度设计，让教育公平从私人讲学走向国家治理。

唐代的科举制度，以“考试选才”

深化“有教无类”

。

“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

的谚语，道出科举对寒门子弟的吸引力——无论出身“士农工商”

，只要通过考试，就能进入仕途。

王维“九岁知属辞，十五游学长安，开元十九年进士擢第”

（《旧唐书?王维传》），出身普通官僚家庭；张九龄“幼聪敏，善属文，年十三，以书干广州刺史王方庆，大嗟赏之”

（《旧唐书?张九龄传》），来自岭南寒门；韩愈“三岁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会卒，嫂郑鞠之。

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

（《旧唐书?韩愈传》），孤儿出身仍中进士。

科举虽有“行卷”

“荐举”

等弊端，却使“教育公平”

从理念走向制度，正如《新唐书?选举志》所言“大抵众科之目，进士尤为贵，其得人亦最为盛焉”

，这种“贵”

不是出身的贵，而是才能的贵。

宋代的书院教育，是“有教无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