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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 夫子的取舍（第8页）

，主张追求道义而非利益，阐明大道而非功利，这种思想服务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政治需求——通过强化义的优先性，维护大一统秩序。

董仲舒任江都相时“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

（《史记?儒林列传》），拒绝以方术邀宠获利，实践了“从吾所好”

；他“居家着书，有客来谒，辄称病不见”

（《汉书?董仲舒传》），不通过社交获取财富，保持学术独立，其义利观虽有矫枉过正，却巩固了“义为利本”

的儒家传统。

宋代朱熹的“义利之辨”

，融合理学思想，构建“天理”

框架下的财富观。

他在《论语集注》中注解“富而可求”

时说：“富若可求，则虽贱役亦为之；若不可求，则亦无所愧悔，而乐吾所好也。”

强调“可求”

的核心在“理”

——符合天理的富可求，违背天理的富不可求，“天理”

即“仁义礼智信”

的道德法则。

朱熹本人“布衣蔬食，与诸生讲学”

（《宋史?朱熹传》），任焕章阁待制时“俸给皆以养亲及周族党”

（《朱文公文集》），将俸禄用于赡养亲人、周济族人；创办白鹿洞书院时“请赐九经，复访得书院故址，奏复之”

（《宋史?朱熹传》），将“所好”

的教育事业置于财富之上，其“存天理，灭人欲”

的主张在财富观上表现为“寡欲”

而非“无欲”

——合理的物质需求是天理，过度的财富追求是人欲。

明代王阳明以“心学”

诠释义利，回归“良知”

本体的直觉判断。

他认为“心即理”

，“义利之分，只在一念之间”

（《传习录》），“可求之富”

是“良知”

认可的利——“如好好色，如恶恶臭”

的自然判断；“不可求”

是良知排斥的利——违背本心的贪婪。

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后，正德皇帝“赐玺书金币”

，他“固辞，乞归省”

（《明史?王守仁传》），拒绝过度封赏；在赣州推行“十家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