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点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165章 求富与从心 夫子的取舍（第10页）

——不追求高位厚禄，选择清闲官职，以便“退衙之后，焚香操琴，读书赋诗”

。

他在《琵琶行》中“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的悲悯，在《卖炭翁》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的同情，将“所好”

的诗歌创作与民生关怀结合。

白居易晚年“罢刑部侍郎，以刑部尚书致仕”

（《旧唐书?白居易传》），“卖马市宅，俭以自奉”

，将积蓄用于“治佛光寺，凿龙门八节滩”

（《新唐书?白居易传》），既不贪恋财富，也不消极避世，这种“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的状态，展现了“求富与从心”

的世俗智慧。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

，将财富追求升华为社会责任，赋予“可求”

与“从好”

更广阔的格局。

他“少有大志，每以天下为己任”

（《宋史?范仲淹传》），任参知政事时推行“庆历新政”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

，试图通过改革实现“行道”

的理想；获俸禄后“置义田千亩，以赡族人”

（《范文正公义田记》），规定“族中子弟有嫁娶者，给钱二十千；丧葬者，给钱三十千”

，将“可求之富”

转化为“所好”

的公益实践。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种胸怀使财富成为践行道义的工具：他“在杭兴水利，疏西湖，溉田千顷”

（《宋史?范仲淹传》），用俸禄资助公共工程；“帅邠州，作大顺城，以拒西夏”

（《宋史?范仲淹传》），将财富用于国防建设。

他晚年“居邓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

，范仲淹答“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

（《宋史?范仲淹传》），证明精神追求能超越物质欲望，其财富观已超越个人得失，达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论语?雍也》）的儒家理想。

张謇的“实业救国”

，在近代转型中融合求富与从心，赋予传统义利观新的时代内涵。

清末他“以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却在甲午战败后“弃官从商”

，因“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