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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3章 好古敏求 夫子的求知路（第4页）

“好古”

的具体表现，在于孔子对古籍的系统整理与深入研究。

晚年回到鲁国后，他集中精力“删《诗》《书》，定《礼》《乐》，作《春秋》”

（《史记?孔子世家》），对古代文献进行大规模的整理。

《诗经》原本有三千多篇，流传过程中出现诸多重复和低俗内容，他“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

（《史记?孔子世家》），精选出三百零五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史记?孔子世家》），使这些诗歌能够配合礼乐演奏。

《尚书》记载上古时期的重要史事，原本散乱无序，他“序其事，断自唐虞以下，讫于秦缪”

（《汉书?艺文志》），按时间顺序编排，使尧、舜、禹、汤、文、武的事迹形成完整脉络。

这种整理不是简单的编辑工作，而是“述而不作”

（《论语?述而》）的再创造。

孔子在筛选和编排过程中，融入了自己的价值判断，如《春秋》这部史书，他“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史记?孔子世家》），对历史事件的记载字斟句酌，通过“微言大义”

传递褒贬态度。

例如，《春秋?隐公元年》记载“郑伯克段于鄢”

，看似简单的六个字，实则蕴含深意：称“郑伯”

而非“郑公”

，讽刺郑庄公对弟弟失教；称“克”

而非“伐”

，暗示双方如同仇敌；称“段”

而非“弟”

，批评共叔段的僭越。

这种“春秋笔法”

，使历史记载不仅是事实的记录，更是价值的传递，体现了“好古”

与“致用”

的统一。

“好古”

与“知今”

在孔子那里相辅相成。

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论语?为政》），复习旧知识能够获得新理解，这正是“好古”

的目的——不是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从过去中汲取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

周游列国时，他每到一个诸侯国，必“观其风俗，考其政制”

（《孔子家语?六本》），对照古代制度分析利弊。

在卫国，他见人口繁盛，便对冉有说：“庶矣哉！”

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

孔子答：“富之。”

冉有再问：“既富矣，又何加焉？”

孔子答：“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