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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9章 民可使由之 孔子治世思想的辩证思考（第2页）

的恶意，而是基于对春秋时期社会现实的清醒认知：在民众普遍缺乏教育、认知能力有限的背景下，强求民众理解复杂的政治逻辑与长远规划，不仅不切实际，还可能导致政策执行受阻、社会秩序混乱；而让民众遵循明确的规范与指令行事，既能保障政策的有效落实，也能维护民众的基本生存与社会的稳定。

这种思想，本质上是孔子对当时社会治理现实的一种回应，而非对民众的轻视或压迫。

二、文本争议：历代注解的分歧与核心争论点

自汉代以来，历代学者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的注解便存在分歧，这些分歧不仅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学术思想与政治理念，也构成了理解这句古训的重要线索。

梳理这些注解的分歧，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这句古训的多重内涵，避免陷入单一化、片面化的解读。

（一）传统注解的两种主要倾向

1.“愚民说”

：强调统治者对民众的引导与控制

汉代的郑玄、何晏等学者，从“民”

的认知能力有限这一前提出发，将“不可使知之”

解读为统治者无需让民众知晓政策的缘由。

郑玄在《论语注》中认为：“民，冥也，可使遵行其事，不可使知其所以然。”

意思是说，民众如同蒙昧的孩童，只能让他们遵循既定的规则行事，无法让他们理解规则背后的深层原因。

何晏在《论语集解》中也引用孔安国的观点：“民可使用而不可使知之，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

这种注解强调了民众与统治者在认知能力上的差异，认为“使民知之”

既无必要，也不现实，反映了汉代儒家对社会等级与统治秩序的维护。

宋代的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愚民”

的说法，但也延续了类似的思路。

他认为：“民可使之由于是理之当然，而不能使之知其所以然也。”

朱熹将“由之”

解读为“由于是理之当然”

，即让民众遵循天理与道德规范；而“不可使知之”

则是因为民众的认知能力有限，无法理解“理”

的深层内涵。

朱熹的注解融入了宋明理学的“天理”

思想，将“民可使由之”

与道德教化结合起来，强调统治者的责任是引导民众遵循道德规范，而非让民众深入探究“理”

的本质。

这种“愚民说”

的注解，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它符合封建统治者维护等级秩序、强化中央集权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与封建社会中民众普遍缺乏教育、认知能力有限的现实相契合。

但这种注解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它过度强调了民众与统治者之间的认知鸿沟，忽视了民众的主观能动性与认知能力的可提升性，容易被解读为统治者对民众的压迫与控制。

2.“教化说”

：强调统治者对民众的教育与启发

与“愚民说”

不同，部分学者从孔子“有教无类”

“仁者爱人”

的核心思想出发，对“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进行了更温和的解读，强调“不可使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