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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8章 求仁得仁 夫子的抉择（第6页）

于是“丑之，去卫”

——他可以忍受贫困，却不能忍受道义被践踏。

第二次至卫时，“卫君欲得孔子为政”

，孔子提出的条件是“必也正名乎”

（《论语?子路》）。

他要求先明确辄与蒯聩的名分：若立辄，则需以“祖父遗命”

为由，妥善安置蒯聩；若迎回蒯聩，则辄需退居臣位。

这一主张看似迂腐，实则是治乱的根本——没有名分的正义，任何权力都是流沙上的楼阁。

孔子的“不为也”

包含着积极的抗争。

他不辅佐卫君，却通过评价伯夷、叔齐传递立场，让弟子们明白“争”

的危害；他在卫国收徒讲学，将“仁礼”

之道播撒民间；晚年整理《春秋》时，对“卫世子蒯聩出奔”

“卫出公辄拒父”

等事件“笔则笔，削则削”

（《史记?孔子世家》），暗含褒贬。

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

（《论语?宪问》）的精神，让“不为也”

不是消极逃避，而是以自身的“仁”

对抗现实的“不义”

。

五、历史回响：求仁得仁的多元实践

季札让国的“延陵高风”

，与伯夷、叔齐形成跨越时空的呼应。

吴王寿梦有四子：诸樊、余祭、余眜、季札。

季札最贤，寿梦欲立他，“季札让不可，乃立长子诸樊”

（《史记?吴太伯世家》）。

诸樊临终前遗命“兄终弟及”

，想最终传位给季札。

余祭、余眜依次继位，轮到季札时，他“弃其室而耕”

，逃到延陵（今江苏常州）种田，宁愿做农夫也不违心继位。

孔子南巡时见季札墓，题字“呜呼有吴延陵君子之墓”

，赞其“让国”

如伯夷。

季札的“求仁”

是“不贪权位”

，“得仁”

是“全身全名”

，证明“求仁得仁”

并非一定要付出生命代价。